艺术家李山

记者：据我了解，您在大学时期来到上海，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李山：我之所以选择报考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美术，是因为我当时已经对美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为美术家是我一生的理想。

记者：我听说您在青年时期对理科类书籍有浓厚的兴趣，比如量子力学。这些书籍对您的个人及艺术生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对您的艺术创作影响最深的书籍、作者、或理论呢?

李山：我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精神导师。初中的时候，我阅读过几本美术书籍，里面讲到达芬奇，是我非常仰慕的一位大师。他不仅精通绘画、还在科学、建筑、医学等领域都有所建树。他的名作，《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大学时期，我接触了各种艺术流派的书籍，尤其欣赏原始主义画家亨利·卢梭(Henri Rousseau)的作品和他的故事。卢梭的作品非常纯净、真实、原生态。我认为“原生态“对艺术家来说尤为重要。我们通常所见的艺术作品往往是经过包装后的人为变形。

另外，我也阅读过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以及量子力学方面的著作。1993年为了生物艺术实验，接触到了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的著作。他虽然是一位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却是遗传学的奠基人。他独立进行了10年实验，发现了生物基因(DNA)以及基因遗传规律。虽说这些是科学论著，但史蒂芬。霍金、海森伯格对传统思维的挑战，孟德尔对未知的探索，与所有伟大的艺术是相通的。

记者：您是在全球影响力最大、声望最高的上海当代艺术家之一。在您看来，上海和北京两座城市的生活和创作环境有何异同?上海对您的创作和艺术理念又有何影响?

李山：说到上海和北京的不同，可以涉及到许多问题，包括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等。

在政治方面，上海与北京最大的不同，就是上海曾经是殖民地，西方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体现在文化样式、生活方式、以及人际关系等等细节当中。而在北京，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两座城市常常被人拿来做比较，上海是资产阶级的典型，北京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但是如果没有资产阶级，何来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存在又有何意义?因此人们往往对上海怀着复杂的心态，既要保留其样式，又要对其严加控制。

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普遍有崇洋媚外的心理，因此对上海充满神往，向往去上海买衣服、买鞋子、喝咖啡。改革开放后，中国许多大城市快速发展，人们也越来越有钱，崇洋的心态也随之减灭不少，上海也不在北京眼睛中了。

在文化历史方面，上海是老一辈艺术家，包括文人、美术家、音乐家等的汇集地。第一批留学海外的艺术家当中，大部分都是从上海走出去的。即使不是从上海走出去，回国后也留在了上海。解放后，全国各地有一股学习苏联的风潮。素描是契斯恰科夫体系，戏剧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而上海则不同。上海集中了近代艺术大师，如刘海粟、林风眠、吴大羽、关良以及他们的学生。当时全国各地的美展，所见的大都是工农兵、和革命英雄主题的作品。只有在上海，还能见到鱼鹰、芦苇、和绣球花。现代传统只有在上海没有中断，这些艺术前辈和他们的学生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地下王国。我1964年来到上海的时候，很庆幸能够身处这样的氛围，接触到这些我们当时称之为现代主义的作品。

我们戏剧学院的图书馆，以藏书丰富著称。负责管理图书馆的闵希文老师，是中国印象派研究领域的泰斗，几乎所有有关印象派的西方论著，都是由他翻译成中文的。而他本人在静物绘画方面的功底也非常深厚。在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的阅览室，闵希文老师经常偷偷塞给我一些现代艺术方面的书籍，我才得以接触到各种西方著作。这样的机缘，与当时上海的整个文化背景也是有关的。如果我当时去的是北京，而不是上海，可能现在的李山就全然不同了。

再看两地的艺术家。北京的艺术家喜欢聚居在一起，他们的作品也往往会趋同。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参加了展览、有了买家市场，其他艺术家就会跟风。而上海的艺术家非常分散、个体化。艺术家注重发展个人风格，在作品中寄托个人理想。因此在创作上，北京的艺术家更注重题材的选择，而上海的艺术家更注重艺术语言的探索。这也是在上海办展览，比在北京、成都更难的原因。批评家和策展人往往来到上海就头疼，因为想在这里围绕一个主题寻找不同艺术家的作品太难了，他们找不到想要寻找的东西。

记者：您的作品经常被归类为政治波普。您对这个标签怎么看?您是否将自己的作品与某一特定的艺术流派相联系呢?

李山：中国的政治波普一词，是由栗宪庭最早提出的。当时是为了更好地将中国当代艺术进行梳理、分类，方便进行描述与评论。可以说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关于这个名字当时讨论了很久，最后只是决定暂时使用，没有想到就此写进了历史。

中国的政治波普在表面特点上，与西方的波普相近，有相似的语汇，也同样大众化。就像安迪·沃霍尔的作品，非常直接，直指当下的商业和政治环境。

然而中国的政治波普相比西方，有更深的内涵和寓意，它是艺术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环境的认识，及对个人经验和遭遇的感受。每一位艺术家、每一件作品都各不相同。

对于政治波普这个标签，我无话可说。但我认为，要更深入地了解作品，还是需要和艺术家本人进行交谈。

记者：您在国际上最受欢迎的《胭脂系列》，描绘了中性化了的青年毛泽东，或其他政治领袖，比如美国前总统里根。莲花的符号，也常常出现在这些作品当中治领袖，比如美国前总统里根。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个系列的创作灵感?想要传达什么信息?标题有何含义?又为何选择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作为主要描绘对象，而只有少数作品表现晚年的毛泽东?

李山：“中性“这个概念，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灰色地带。无论是在社会的当下还是社会的历史当中，往往存在一种难以界定的是非黑白，这与人们所惯用的极端化的左右、好坏、对错的表述是背道而驰的。可以说这种灰色地带才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常态。

这种灰色地带对于艺术家来说，是一种极有意思的语境和创作领域。这种没有确定的状态，往往与一些关键词联系起来，比如忧伤、暧昧、缺实……选择毛泽东的形象，其实是选择了一个文化符号。而我感觉，中年的毛总是带着一丝忧伤、一丝暧昧、一丝缺实。早期的毛泽东朝气勃发，在人们脑海中已经有一个清晰的形象;晚年的毛泽东，他的力量，他的专权，也已经在人们的印象中根深蒂固。而中年的毛泽东，没有这些先入为主的形象，剥离了各种历史、文化、社会的附加值。可以说是回归了我前面提到的原生态的状态。这个人们所不熟悉的形象，能够带领观者重新去寻找那片灰色地带，将其与熟悉的极端化的历史隔离开来，改变那个年代的文化基因，回到它最本质的，也是我认为最合理的状态。

“胭脂“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驱动意愿，是灰色地带的一种闪亮。它肤浅，但它有着能将正儿八经的事物“胭脂”掉的力量。

记者： 这一系列的作品中还常常出现鹅的形象以及变体的莲花。能否请您解释一下鹅和莲花分别代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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