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缚与自由-苦行僧式的行为语言

苦行僧，是指早期印度一些宗教中以“苦行”为修行手段的僧人。现在一般比喻为实践某种信仰而实行自我节制、自我磨练、拒绝物质和肉体的引诱，忍受恶劣环境压迫和挑战身体极限的人。谢德庆的五个一年作品，行为方式很简单，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完成特定的行为，事情往往就是这么简单。1978年至1979年把自己关在一间笼子里保持不读书、不看报、不写作、不看电视、不听音乐、不与任何人进行语言交流的状态整整一年；1980年至1981年于自己的寓所隔一小时打一次卡，保持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状态整整一年；1981年至1982年生活在户外，保持不进任何遮蔽物，包括建筑物、地下道、洞穴、帐篷、汽车、火车、飞机、船舱等整整一年；1983年至1984年跟女艺术家蒙塔诺（LINDA MONTANO）以8英尺长的绳子相互捆绑在腰上，其间不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在一起，但不做任何身体接触整整一年……。谢德庆隐忍和自我控制性的行为方式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爆发出巨大的震撼力。而中国1990年代东村艺术到2000年左右的身体体验艺术与谢德庆1978～1984年的作品中的隐忍苦修和自我控制的语言方式是一脉相承。谢德庆更重视作品时间上的持续性，在中国1990年代的情况是：在隐忍苦修和自我控制的基础上更注重对身体临界状态的控制，如体验疼痛、窒息、耐力、忍受以及身体的各种非正常状态的感觉，代表艺术家如：1990年代的张盛泉、马六明、张洹、朱冥、苍鑫等，2000年左右朱昱、杨志超、何云昌等。这些艺术家和谢德庆相同，都是通过超凡的自我控制的行为方式，来观照一种生存体验。不同的是隐忍的方式和对象。虽尚不能确认中国早期行为艺术家是不是直接受到谢德庆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无容置疑，中国人的思想是要在现实生存感受中寻求可供要求的资源。谢德庆的作品在1990年代被中国的艺术家知道，无疑更加固了他们要通过个人的自我控制从现存感受中获得资源的道路。谢德庆的作品比中国大陆的行为艺术家在这方面的表达早十几年，作为精神上的榜样，到现在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中国艺术家。

1994年5月，张洹在北京东郊一公厕内完成身体实验行为〈12平方米〉。在长达1小时的行为实验中，张洹赤身涂抹了蜂蜜和鱼肚内的腥液分泌物，冒着盛夏的酷暑，端坐于肮脏的公厕内，让无数只苍蝇叮咬爬满他的全身。恶臭和搔痒直接地使艺术家进入对自我价值和生存经验的切实体验中。同年的6月，张洹在他位于北京东村的32平方米的工作室内，展示〈65KG〉的行为实验。艺术家本人裸体（体重为65公斤）被十条铁链和一条皮带悬吊于距地面3米高的屋顶铁梁上，脸和身体正面朝下，平行悬挂。与平行悬挂的身体同一水平面的正下方地面上，20条白褥子迭起的类似单人床的造型上，放置着电炉和一个加热用的白铁盘子。两位医生协助将悬挂的张洹身体中的血用60分钟时间抽出250毫升，血液慢慢滴在加热的白盘子中，发出令人恶心的腥糊气味。张洹在拷问自己对环境的承受力，在他的行为中主体的意识和难以预料的偶发性变化之间的冲突，是提高自我控制力的必要一环。顾凯军1996年5月在北京实施的〈家内亡灵运动〉的行为，以自虐行为追求对生与死的意识境界的切身体验。该行为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用身体滚贴满冥币（中国传统丧葬中的纸钱）的黄布，请别人用麻绳将自己捆扎起来，在身上浇上红漆和1公斤汽油，在身上点火，燃烧一分钟后，请别人将火扑灭；其二是从火中跳出，直接走进一小铁笼子里躺下，请人用白布将笼子包裹起来，贴上封条，请见证人签名，证实他在笼子内绝食禁锢八天时间。第一部分在体验不放弃生的情况下的死亡极限，第二部分旨在延长体验死亡的时间。

2000年之后的朱昱，最为著名的〈晚餐：食人〉，是通过购买或是进入医院偷被医院遗弃的早产儿，回家煮熟后直接食用，这种挑战自我道德和味觉体现的极限方式，让朱昱获刑四个月。通过以上几件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行为艺术家与西方行为家在行为语言方式上的不同，承受痛苦的忍耐过程是中国早期行为艺术重要特征，西方的行为艺术也涉及伦理、暴力和政治等敏感的生存感受，但是他们更多的会采取辩证的语言关系来进行表达。由谢德庆开启的佛教苦修式的身体体验，从现存生存感受中寻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人与生活之间的关系，通过忍耐身体极限而达到“自我拯救”的方式一直在中国大陆被很多艺术家所运用。

中国1990年代这一批艺术家的极限生存体验，使得中国的行为艺术样式呈现出独有的特点，并引起国际艺术领域对中国行为艺术的关注和研究。2000年左右就有西方学者来到中国，专门研究和梳理中国的行为艺术。虽然那时行为艺术在西方已被认为是过时的话题。

编辑：田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