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成都上河美术馆的开幕式活动期间，左起：方力钧、岳敏君、叶永青、朱其、张天爱、刘虹等

叶：对。因为我到处跑来跑去，而且……这个也是有意思的。我觉得其实中国所有的当代艺术没有媒体，没有这样的体制，没有基金会的支持，没有稳定的收藏家，也没有美术馆的系统，所用的传播实际上都是通过口传、通过身体力行的这样的东西，尤其这种东西在当年的四川是最明显的，四川是一代接一代的在带动各种不同的艺术家，最早有何多苓、罗中立他们，然后下来是我们这一代，然后再下来是郭晋和钟飙他们一代，再下来开始慢慢出现像马杰、李川他们这一代，他们慢慢地在变，但是这些东西像一种承传的、像一种口传的这样的东西。其实所谓的他们说的“侦察英雄”无非肯定要借助一些比别人有条件，比别人稍微见得多一点，比别人了解的事情多一点。你看到什么你了解什么东西，靠这样一种互相的传播，它实际上是一个刺激和互动的东西。这个也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东西，然后这种东西慢慢也被带到云南、带到昆明去。昆明，最早实际上是我自己在昆明做一个工作室，就做了像上河会馆这样的空间。

邱：这个会馆跟陈家刚是什么关系？

叶：当时我们俩是一个合作，这个合作我觉得迄今为止虽然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风雨和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觉得都是比较有意思的。最早因为我自己想把那个工作室买下来，我看到一个旧房子，我拿到这个房子，把它租下来以后，后来我就用这个空间，用的过程中我就觉得这里面就开始出现这种东西……昆明是我的故乡，但是我觉得我有点回不去，每次我身边所有人的想法都跟我不太一样。因为你经历过很大的一圈的话你回到故乡你发现你呆不住，感觉特别孤独，特别想有外面的朋友来，特别想有各种各样的交流，觉得这个地方实际上可以做成一种公共的地方。当时陈嘉刚刚好来昆明，我就跟他说愿不愿意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个地方做成一个公共的地方，做成一个公共空间，这个空间可以让很多的朋友来这个地方，尤其是艺术家能够到这个地方，来响应这种地方。这个地方同时又是一个消费的地方。对社会公众来说，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对他们来说是很陌生的东西，是一个门槛很高的地方，我们要把这个门槛做得很低。老百姓喝一杯茶、喝一杯咖啡的过程中，这些艺术的氛围就在你身边，可以在这种过程中。后来陈家刚也很认同，我们俩就合作做了这个地方。当时我也没有想过，我是一个艺术家，就开始做这样的东西。当时想得很简单，就是做一个画廊，我一点也不清楚画廊的含义是什么。

邱：那个时候你已经去过英国？

叶：之前我已经去过英国、法国、德国还有很多国家，而且我去的方式和其他艺术家只是出席开幕式或做个展览不一样，我都是作为一个访问艺术家在那个地方工作。

邱：每次呆的时间比较长。

叶：对。呆一段时间，而且都是以一个驻地艺术家的方式在那边生活，所以对我来说，更多的有些兴趣，除了了解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和展览的情况以外，我更多的想去了解艺术后面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在支持艺术，艺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间，是由哪些东西构成的，它和它的这个社会、和它的社会生活、和老百姓是一个什么关系，一直是我比较好奇也比较愿意去了解的。比较幸运的就是我曾经在德国住的工作室都是一些艺术家的社区，包括在法国我也住在比利威勒那样的艺术家的社区里面，每年的工作室开放，包括艺术家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怎么样来做跟社会的关系，他们怎么来维持，从政府那儿找到什么样的经费来支持这些，还有从各种企业来找……这个过程我都比较了解。后来去到英国的时候让我特别感动的是，第一次到英国的时候是在1997年，我在一个叫十月画廊的，这个画廊实际上针对更多的是第三世界的艺术家，住在那个地方，而且它的所有艺术门类也是跨学科和跨各种各样的门类的，有航海家、旅行者还有包括游吟诗人，各种各样的音乐家还有一些当代艺术家。一楼是一个公共的空间，包括展览的空间、吃饭的地方，二楼就是艺术家住的地方，三楼有个小剧场，还有一些小的俱乐部这样的地方。那个地方非常小，但是像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的里面的能量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最让我感动的东西，我觉得一个地方实际上大小是没有关系的。那次对我来说是一个触动。我就觉得艺术能够给人、给社会这样的影响的东西，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它真的是一个温床这样的东西，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文化能够在这个地方有碰撞，而不在于形式上做成多么像样。

邱：我们中文里面习惯用文化建设这个词，所以很容易一想到搞一个项目就是盖一个房子，房子的大小这样的建设，其实文化是养成的，是人的问题。

叶：对。它是在每天的生活中间，怎么样能够回到生活里面，怎么样把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就是你看到的不一样的，但是对你有吸引力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哪怕是不同的、别的国家的文化或者传统的东西能够把这种过程消化掉，能够融入现在这种感觉里面。

邱：那么这个上河会馆后来就变成了有酒吧、有展厅、有艺术家、有客房的一个综合体。

叶：对。它基本的模式就很像国外的小型的艺术家驻地，有一个公共的空间，然后有服务的系统，同时还有艺术家能够住的地方。但是这些东西其实都只是硬件，真正后来我自己觉得比较困难的是，我们做任何事情或者做任何东西，我特别深的体会就是说，所有的资源都是有缺陷的，你只不过是搭建了一种东西，但是每一件有缺陷的这种资源如果能够拼接在一起，可能会很完美，也可能做得很糟糕，也可能做得很烂，关键是你要意识到你不可能做成很完美的事情。比如说像做画廊，一开始我就想得特别简单。

邱：上河会馆做过几次展览？

叶：可能二十多次展览，因为开了三四年。当时想都没想，这些空间肯定是给艺术家的，留给做展览的，这种想法也是特别的模糊，当时有点像被一种激情弄着就开始做了。我当时特别原始的想法就是觉得昆明是我故乡，昆明有特别好的艺术家，而且很多很好的艺术家也是从昆明这块土地上走出来的，早年像吴文光、张晓刚，现在的曾浩，都是从云南开始出来的。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我还看到昆明当时还有很多这种艺术家，他们的情况是每年自己在云南办一个展览，这种展览就很像当年的重庆的情况，不是把艺术放在一个交流的环境里面，放到一个非常沟通的环境里面，放到互相可以比较这种层面上来做这种东西，而是把艺术当做苦苦支撑自己和救自己的一种药，他们在一起，像一个合作社一样的，互相安慰，互相折磨。这种情况我想在中国所有的内地城市都一样，他们的出路在哪里？我想肯定要有一种平台，这种平台应该是一个交流的平台，而且是要有很多互动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能够进来，有些国际化的东西也有各种各样的……他们应该把自己放在比较的背景下面。所以我们做的第一个展览名字也起的特别直露，就是“打开四面八方”，特别简单的想法。但是当时很多朋友给我特别大的支持，因为这个可能是当时国内比较早的一个艺术家的自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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