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上海，一群小门生在演出“打垮四人帮”

毛泽东之后的中国

1991 年 12 月 25 日，戈尔巴乔夫发表辞职讲话，刘香成不顾克格勃警告，按下快门，拍下了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后把讲稿往桌上猛地一扔的瞬间。第二天，这张照片成为全世界大报的头条，刘香成也因此获得了普利策现场新闻图片报道奖。

1976 年，刘香成来到广州，他原本想拍毛泽东葬礼的情景，但没能实现。他在珠江口徘徊，见到江边几个普通老百姓在打太极拳。这些置身于时代巨变中的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却表现得如此淡定。他按下快门，心中的计划随之也变得清晰：“我非常兴奋，我要拍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1978 年，他成为《时代》首任驻京摄影师，5 年后，他发表了摄影集《毛之后的中国》，这本只有 96 张照片的薄薄的摄影集，让许多中国摄影师学会了如何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来呈现时代巨变。而当时，原本一统中国的“新华体”摄影——在照片中制造不属于当下而指向未来的乐观想象，并为意识形态服务——也恰好受到全面冲击。就这样，刘香成的捕捉“细碎”的方式成了中国摄影记者的重要参考范本。

在第一个展厅中，黑白的摄影作品正是《毛之后的中国》的延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总结刘香成这一时期的摄影作品，认为它们开始时属于新闻摄影范畴，立场还是还原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细节。而随着他在中国拍摄的深入，摄影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之后涵盖中国改革开放长时段的照片里，在新闻性很强的照片之外，则是通过长期观察呈现更深层变化的纪实性照片。

而在刘香成看来，长期观察也是一件颇为“无奈”的事。当时中国没有突发新闻和日常新闻，被派驻在中国也恰好给他提供足够的空间，让他能够以相对休闲的状态去观察中国。比如刘香成见到天安门前穿着军大衣的年轻人在喝可口可乐，一边说“尝起来马马虎虎”，这样的情景对他来说“太新鲜”，于是就有了那张穿着军大衣的小伙靠在金水桥，一手插袋一手把喝了半瓶的可口可乐指向镜头的照片。

恢复高考那阵子，很多人家里晚上灯不够用，考大学的学生就跑到天安门广场看书，刘香成就拿着莱卡相机，计算着需要曝光 25 秒，就数 25 下，拍下了天安门广场华灯下读书的高中生照片。

1982 年，为了庆祝中美《上海公报》签署十周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来到中国。在列车上，尼克松即兴成为了青岛啤酒的“推销员”。当时还是《时代》首任驻京摄影师的刘香成拍下了这一幕。

1981 年，刘香成随一批美国大学的商科教授去大连理工大学做学术交流。一天早晨，教授们去学习打太极拳，他一个人在校园里溜达，见到一个学生在毛主席雕像下滑冰，伸展着胳膊，如鸟儿一样，呈现着一种崭新的姿态。“瞬间觉得很说明那个时代，如果当时我没感觉中国在变的话，这个事情可能在我眼中一下子就过去了。”这就有了毛泽东雕像下的滑冰男孩的照片。除此之外，刘香成还捕捉到上海的一群小学生在舞台上表演“打倒四人帮”;北京工人文化宫里的集体婚礼上，一位年轻女子唱着一首歌颂社会主义的歌;北京四季青的农民将地里的大白菜一颗颗扔向缓慢移动的卡车……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符号，可能是一张画、一件事情、一组动作、一种表情。之所以把它看作符号，一定有真实的东西在其中。”刘香成执着地相信，照片并非为了追求画面的美感，而是让视觉讲出新鲜、生动的故事。而这一见解，源自同样以“中国”为主题的摄影先驱布列松的观点：“拍摄一张图片的决定性一刻，是人的思想和心智跟眼前的画面碰撞之时。”

“一张不朽的照片能唤起观众的某种情绪”，刘香成以照片去捕捉那些从“文革”的影响中走出来、重新燃起人文精神的中国人：“这段转变时期中充满了天真、急切与新奇。经过这一时期，中国真的融入了世界。”

【编辑：谈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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