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嘉蕙作品《牡丹花束》(约1900-1905年)

林风眠作品《风景》(1980年代)

李磊(中华艺术宫副馆长)：

应根据自己真实所见

提出判断

很久以前，在我学画画的时候，我就知道苏立文这个名字，一直是仰望着，在今天之前，没有见到过苏立文教授，但是有两件事情在我的记忆里特别的深刻。

一件事是吴冠中先生跟我多次谈起他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举办的展览，那个展览规模并不大，但是却是他一生当中特别珍视的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即是苏立文先生组织策划的，也是帮助实施的。

第二件事情是有一张肖像，画的是苏立文先生，画这张画的老先生原来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位教授，那张画永远印在我的记忆里，画得太好的。那张画，画家送给了苏立文先生作为纪念。可见艺术家和苏立文先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非常的深。

刚才苏立文教授说到现代西方国家的博物馆有很好的中国艺术的收藏，而我们中国目前还没有西方艺术品的收藏，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因为中国从明朝以后就开始锁国，一直以泱泱大国而自居，并不很重视西方的文化走向，当然对西方的艺术更不谈了。在国势衰落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实际上，我知道目前很多中国的收藏家和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文化爱好者是在收藏西方艺术的，当然还不能形成一个很系统、很庞大的收藏，我相信今天差不多二三十岁的朋友到四五十岁的时候，一定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热情去收藏很多西方的艺术。这里又引申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看东方和西方的艺术？

三十多年前，当1978年中国开始向西方打开大门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种非常痴狂的吸纳，饥不择食的吸纳，那时候我对所有能够看到的书籍，能够接触到的观点，都去吸纳。经过十几二十年之后，就开始有意识地选择，呼应苏立文教授的一个观点，他说你在艺术判断，在写评论的时候，不一定要提一句现成的理论，你应该多根据自己的观察，根据自己真实所见的东西提出你的判断。他在几十年观察中国文化、美术发展过程，包括今天我们特别跟大家提出的《20世纪中国艺术和艺术家》，可以发现他的一个自学精神，他是真正把自己投入到这个社会和所有真实发生的事件当中去吸取资料，他有田野考古式的精神，归纳起来形成判断。当然这个判断不一定完全符合我们每一个人的观点，他也是一家之言，但是他的这种精神以及他基本的准确性是毫无疑问的，也不能简单地说他是一个西方人的观点，我觉得他总体上是一个客观的观点。

再过五十年，我们怎么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我觉得，那时候地域差异会越来越小，更多的会是个体的差异。所以，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我们不会过于强调东方和西方，因为东方和西方是由于经济的原因，由于信息交流的原因，由于空间的原因所造成的这种落差，导致我们会去强调东方和西方的差异性。但是随着我们信息技术的发达，交流变得更迅捷，这种时空的差异会缩小，相反个体的差异会显得更加重要，我觉得下一个阶段，我们可能更多地要去观察一个个体艺术家或者个体文化，观察他基于个人的经验所创作的艺术作品、提出的感受是不是能够感动大家，而不会过于注意它是发生在伦敦还是发生在上海。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