俆坦在维他命艺术空间观看自己的素材。

8月，在广州维他命艺术空间，徐坦把几个月以来触摸到的“未知事物”一一陈列，即“问题，地-土和‘社会植物学’”展览。这是他的“所悟(略有所悟)”。他拿着摄像机，跟广州的疍民、顺德的庄园或苗圃主人、香港屋顶种植、养蜂的艺术家一一对谈。这些视频被剪辑成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不等，放进白色的小播放器中循环播放。在维他命空间里，桌子上的数个小播放器主要放的是人物采访，而悬挂在墙上的，则更像是一块背景板，说话的人们所在的环境被摄制下来，形成了安静的回响。

或许更微妙的是，徐坦的装置作品《匀速，变速》(1992年)、《问题》(1996年)以及后来的《关键词》等作品环绕在新作四周。不难看出，抛开时代变幻，他作品的“个人表现”风格贯穿始终，对珠三角腹地的社会学思考也不曾中断。

开展之后，每天零零散散的几个人。一天下午时分，一位中年男子来到现场，看到了“问题”装置的模型，兴奋地喊出，“九十年代我就看过他的作品，印象很深”。

田野调查开始

“凡是拥有越大规模私人庄园的园主都不欢迎陌生人的访问，比如采访，而普通农民和苗圃拥有者则开放得多。”——— 徐坦2013年调研笔记

观察员邓丽雯几乎将她的观察笔记写成了一部小说。

她和徐坦等一起去广州南面的沥滘做田野调查，采访广州现存最后几户疍民。从地铁站一出来，“三脚鸡”(用于拉客的改装三轮车)就围了上来，用河南腔的普通话跟他们搭讪。徐坦之前来过，但忘了疍民所在的具体地址，就说“在河边，有很多小船，有人在河上搭棚养鸡种花的地方”。“三脚鸡”司机就知道了。在邓丽雯眼中，乘上“三脚鸡”，就“钻进城中村的血管，来来往往的三脚鸡比动脉的血流得都快”。

每次的拍摄计划，徐坦都会找一位观察员同赴珠三角下细胞般的地点。这些观察员，有的是广州“黄边站当代艺术研究中心”的学员，有的是出于兴趣。不分知识和教育背景，他们共同完成这项以珠三角植物、人、土地有关的观察和调研。跟着徐坦一起做完调查后，写篇笔记，字数文体不限，就是观察员的任务。

很快，徐坦、邓丽雯和助手到达了疍民的家。

阿伯和阿婆褶皱的脸上充满笑容，撑着船把三人带到了种有植物的“小岛”附近，小岛上种着甘蔗。徐坦他们要拍摄疍民们种植植物的画面，“哪有什么巧妙的东西，阿婆笑着说，用泡沫和竹扎起来，撒上些土，然后就种咯。”邓丽雯写道。而一旁的“小岛”(实际是一只小破船)上种着水通菜，阿婆用劏鱼时的水做肥料，因而长势旺盛。“晚上要吃。”阿婆把水通菜摘上来。

“我们是疍家人，水上人家。那时周恩来来视察，说要让疍民上岸，(生产)大队就划了河边的地，大队出点钱，我们出了六千元，起了房子”，阿伯对着徐坦的摄像机说。阿婆觉得，疍家人就是没有土地，征地补偿、分红、出租收租都没份，社会保障自然比起有土地的农民差些。

没有土地的疍家人自得其乐。到现在，阿伯还是习惯晚上到船上睡觉，“总舒服过睡在医院啊”，阿伯说，对于他们而言，睡在船上和其他人睡在地上一样自然。邓丽雯听了之后甚至觉得，“阿伯对河的身体的潮汐与自己身体的潮汐一样谙熟”。

疍民对水上生活的热爱让徐坦惊异，但他也意识到，“他们对土地的愿望还是挺强烈的”。沥滘当地的疍民只有三十户，与村里其他人的生活水平差别很大。沥滘是广州南部珠江河畔著名的水乡，素有“先入番禺开沥滘”之说。全村2100多户人家，其中农业人口3760多人。

“疍民很穷，你要吃菜，没地种，只能想办法在水上搭一些浮动的岛”，阿伯跟徐坦说，“万物生长靠太阳，没有土就没有发展”，土成了一种生存的资本。而更让徐坦觉得有意思的一个说法是朋友跟他说，“土现在已经成为了金融产品了。”

在邓丽雯这部调研笔记的结尾，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徐坦打算回访疍民阿婆一家，但打电话过去，是二十岁出头的孙女接的，“前两个月台风，把阿爷的甘蔗小岛吹走了，阿爷为此沉默了好一阵。”后来阿伯又种上了罗汉竹，带着阿婆，回到船上，把船和种着竹子的烂船连在一起，“又去过四海为家的生活了。”

什么是“社会植物学”

“研究的形式和表达形式，或许是不能重合，有部分重合、有多少部门重合是一个问题，刘建华说到，对资本主义生存系统的逃逸，如果能自给自足(至少是部分的)一种乌托邦。”——— 徐坦2013年调研笔记

“问题，地-土和‘社会植物学’”里涉及到的珠三角土地问题，不止疍民阿伯一例。在珠江的江心岛之一、广州亚运会表演主场馆所在地“海心沙”旁，一个女孩对着摄像机镜头缓缓讲起，她的家曾经就在“海心沙”上面，但因为亚运会的开发，她与父母被迫从里面搬走了，“两房一厅，比较小，大概四十多平米”，镜头的背后显出“小蛮腰”(广州电视塔，广州新地标之一)高傲的姿态。

徐坦在执着于提问这个女孩，对这个家是什么感觉？女孩看了半天对面被大树遮掩住的楼房，说了句，“这是我的家，但是我回不去了。”但她又解释道，“我个人觉得住在那儿挺好，但是太小了，满足不了需求了，我的父母肯定也会选择现在住的地方。”

“其实这涉及到土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作为艺术家，和所处环境是什么样的关系。”徐坦提到，在日本，一个乞丐在桥下睡了八年，警察就不可以赶他走，“他有权利继续待下去，而我要问为什么？”或许问为什么的过程，就是徐坦作为艺术家的自觉，是他研究的过程。

“这个展览和一般艺术展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我把它当做一个项目来做。实际展览的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我的研究过程会一直不断地和这些素材发生关系，有时甚至反馈到现场去。”徐坦对南都记者说。

展览现场，10分28秒的录像作品《社会植物与思想痉挛》中，镜头在一堆无序的植物中慢慢游走，徐坦喃喃自语，“我发现我十分无知，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世界改变得如此不可思议。我发现我是我们环境中最老的，因为身边所有的事物都非常年轻，我住的城市、树木和建筑物都比我年轻，最老的只有三十岁。我想他们是社会植物或是社会树木。”

这是徐坦去年的作品，这些画面和独白就是徐坦自创的“社会植物学”这个名词的由来。他从2008年开始在深圳居住，拍摄的地点是在深圳华侨城后面的燕晗山，徐坦经常去那里独自散步。“无论是树还是建筑，都比我要年轻，我是‘最老的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然”，徐坦说，他意识到城市人口提到的“自然”根本不存在。“其实在珠三角，我们根本不存在‘自然’这个词，不光是珠三角，整个全球都有这样的问题，植物已经社会化了。人类按照自己的意识重新安排整个植被，这样规则下的植物就是‘社会植物’”。

诸多的苗圃是徐坦所说的“社会植物学”的摇篮。他们源源不断地把树木提供给楼盘、市容工程。徐坦和观察员们去过一个专门对接市政工程的苗圃，徐坦问苗圃的老板，“园林局要在市政工程中换一种树，是不是新换的就比原来的好呢？”对方回答说，“完全不是”，“什么道理换呢？”“没道理的。”徐坦说，他察觉了苗圃老板的无奈，“苗圃老板也无法猜测这个理由，只能是碰运气。”

在徐坦看来，将人的愿望赋予自然，是中国人社会意识形态里古已有之的传统。比如寓意人、家族的兴衰，“松柏象征着万古长青”。但这样的态度带来的后果则是，“你在佛山一环路上开车，左边都是芒果树，右边都是榕树”，甚至有苗圃的老板告诉徐坦，行政领导决定种什么，没有套路，也造成了苗圃老板们很大的风险性。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