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社会学背后隐藏的逻辑是，“现代资本主义对待自然的态度”。“一是平等的态度，你打开自己去感知，而另外一个就是利用的态度。”现代资本主义基本都选择了后者。田野调研中，采访对象跟徐坦说起，1958年，因为政治原因，佛山西樵山上的植被都被砍光，而后在60年代种上了很多松树，突然从国外来了一种虫害，一两个星期之内，西樵山的松树全部死光了，“这样的故事说明我们急功近利地利用自然”，而这样的问题在全球任何资本主义系统内都可以见到。

在调研之前，徐坦还主动联系了华南植物研究所。对于徐坦要了解的问题，专家们其实心知肚明，包括行政如何干预植被事情。但他们保持着警惕，“社会植物学这个概念是没有的，谷歌上也搜不到”，但得知这个艺术项目之后，专家们才放下心来。“他们对华南植被的担忧跟我们是一样的”，这些老教授和徐坦以为的不一样，“他们很关心我们所说的社会学存在”。

植物学家们有更为深厚的学理支持，“可能我们会使用相同的素材，但是我们方向不一样，艺术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美学表达，更重要的是认知的方式，一种携带美学的认知方式”，徐坦这样对比他的做法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方式。

本土化关注的追溯

“我的特点也许是重视思维，但是也具备视觉的敏感，我的工作特征是否就是，将思维和视觉融合？对这一点应该有主动意识，我们将当代艺术的高知性特征纳入我们本地文化，或者说中国本地文化，我们是否不应该强行植入？我们是否应该顺应这里本身有的文化特征，去纳入高知性的特征，比如概念等。”——— 徐坦2007年调研笔记

徐坦与“珠三角文化”往前更早的追溯，就是装置作品《匀速，变速》(1992年)。

徐坦出生在武汉，1979年来到广州，就读于广州美术学院，此后长期生活在珠三角。徐坦说，上世纪90年代初去北京、上海都觉得很土，而广州则呈现着一种“繁华”。徐坦在海鲜餐馆、刚刚兴起的桑拿会所、洗浴行业看到大量的廉价荧光胶管，在紫外光的刺激下可以产生一种霓虹灯管似的荧光效果，“五彩缤纷的，这是当时广东独特的感觉”，于是他用色彩明亮的“荧光管”，做成海鲜餐厅等不同的形状悬置在屋顶，由马达带动摇摆晃动。地面上，一只用荧光管做成的鳄鱼张着大嘴。南方夜里的俗艳、沼泽般蒸腾的欲望被荧光管照亮。这个作品让徐坦第一次参加后来知名的“大尾象展”。

“这个材料说明改革开放首先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开始”，当时广美的朋友跟徐坦说，“广东不自觉地进入了一种全球的后现代主义的情况”，徐坦则觉得，“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生活中感性的身体意识，这里面带有一种乐观主义。”徐坦当时甚至发明了一个词———“第三帝国的奢华欲”，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给人有钱的感觉，而大街小巷的荧光管则是廉价的材料。而更广阔的国际背景是，前南斯拉夫战争刚刚打了一年，而海湾战争也刚刚结束，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们处在一个社会迅速变化和发展的状况下，各种信息应接不暇，让你不能适应这个速度，你就是处在不同速度运算中间的体验者”，多年之后，徐坦这样说，这就是《匀速，变速》装置作品的由来。

黄小鹏是徐坦的大学同班同学，他们一起在今年成立的“黄边站当代艺术研究中心”工作。“徐坦一直是偏向理性思考。这些都跟阅读有关，这就是一个理论建构的过程。三十年来的作品都是有一个明晰的线路。”黄小鹏说，曾经徐坦做过作品《问题》(1996年)，这个作品持续六个小时，从六立方土运入地下室开始，四名农民工将土垒成一座玛雅式金字塔，然后开始不断切割，直至变成平地。旁边的投影设备闪过近60幅幻灯片，“有土地者土地的上面及下下面亦属其有———罗马法”等字样不断出现。“现在他又回到了华南语境下的问题。你可以看到艺术家不断遵循自己的思路，有的时候还会回到原点，再深入下去。”

目前，融合土地问题的“社会植物学”研究计划还要持续两三年，徐坦对南都记者强调的是，现在的工作是他的艺术计划“关键词”计划的延伸，是关键词的“实验室”阶段。

尾声

关于艺术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徐坦曾在今年的笔记里这样写道：“把艺术作为政治的工具和把政治事务作为艺术的材料，虽然在表面相像，但是两件事，也是我纠结所在。我既然选择后者，事情应该比较清楚。革命者、观测者还是认知建构者。问题在于，关注世界的长线还是短线事物，个人想获得成功还是忘我地走近世界。”

“因为这个环境导致我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清楚、确定的立场”，徐坦对南都记者说，他现在做的类似社会调查的方式，也都并非事先规划好调查哪些类型的土地使用和人群，很多时候都是兴之所至或是偶然的听说，“我是一个什么态度、我怎么看发生在这里的事情、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所有这些都其实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

对于未来的还要继续进行下去的调研，黄小鹏希望徐坦能提供“更浓缩”的问题。“如果你只是引用西方的东西，提出的不够尖锐，那么就会显得弱。现在像徐坦这种工作方式，西方很多艺术家都在做。他的‘指导思想’还是西方社会学，不是说我和徐坦就崇洋媚外，而是中国没有能够给我们提供让我值得借鉴的思想家。西方还是中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给我们提供思考框架。”

徐坦现在人在美国，一天，他听一位老太太义愤填膺地谴责叙利亚总统对反对派放毒气，“我就不好说什么，我知道放毒气是罪责滔天的，但是你怎么看待美国政府主持正义和斯诺登同时发生呢？”徐坦说，“你很容易义愤填膺，但你很容易就表达自己的立场的话，是不是有问题？这是让我们真正困惑的时代。”

延伸

看看徐坦摊开的创作笔记

“黄边站”：“可以说珠三角选择了我们”

徐坦的新项目也让人对“黄边站”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黄边站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于今年初成立，是一个立足于广州以及珠三角的当代艺术学术平台。目前“黄边站”由艺术家黄小鹏与徐坦共同主持。

今年2月，黄小鹏曾这样阐释“黄边站”：“百年前当梁启超把‘autonom y’翻译成‘自治’的时候，其实更多地带有‘self-discipline自律’的含义，而失去了康德所指的自主性。这直接导致了今天的功利主义和知识分子的缺席。珠三角作为中国工业、商业及城市化的前沿基地，其商业性也是其功利主义的根源，缺少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考基础，本土的学院机构基本上没有学术研究的功能。同时，这一地区因毗邻港澳而具有相对的自由度。这些因素都是‘黄边站’成立的背景。可以说是‘珠三角’选择了我们，也与广东本土的历史和文化有关。”

此次徐坦进行田野调研的很多工作，也是吸纳了“黄边站”的朋友进来。这是一个在教育体制之外进行艺术教育的机构，吸纳毕业五年内，对实验艺术还抱有热情的年轻人。徐坦承担的工作是，按照自己的工作经验，以及针对本地区的可能性给出选题。此外，还有时代美术馆，以及过往的学者、艺术家以及项目一起提出课题。

徐坦和黄小鹏轮流上课，徐坦现在去了美国，就由黄小鹏继续上。而当徐坦11月从美国回来，第一年的课基本就完成了。“五年之内还能保持对艺术的心，肯定是不容易的。”现在黄边站还是以年轻学生为主，黄小鹏觉得，明年应该吸纳更多的“中间代”进来，以及更加专业的香港年轻艺术家。

徐坦曾表示，在“黄边站”的计划中，尽可能带来对于广泛的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关注，阅读，讨论，试图设置各种不同类型的课题：概念与思考———现代主义，语言与社会；历史政治问题(自治区)，城市建设，环境和科学(社会植物)等等。显然，社会植物学就是其中之一。

关系美学：当代艺术转化、表达的能力

黄小鹏很欣赏并提倡徐坦这样带有研究性质的工作方式，“当然这不是唯一，我并不强调每个学生都这样，但是这样的研究过程是要强调的”。在黄小鹏看来，当代艺术跟传统艺术不同，传统艺术强调艺术家的感觉、色彩或是单个作品，而现代复杂的社会带来了艺术工作方式的改变。

“研究项目的手法是从社会科学研究借用过来，这只是一个手段。徐坦通过视觉语言来呈现思考。很多学生对这个有疑问，你这样做跟社会学调查有什么区别？我觉得除了视觉呈现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互动环节。一些调查完了只是呈现结果出来，作为一个艺术展还有一个互动的环节，这就是‘关系美学’，如何呈现，才体现一个艺术家独特的视角和语言。”黄小鹏评价说，徐坦还是会持续下来，他的“关键词”研究做了几年之久，可见其持续性和连贯性。

徐坦在2003-2005年创作的《兴建郑道兴音乐厅》和2005年的作品《空气不错》，对文字的关注开始主要以采访，并使用采访文字和录像来创作的方式。而2005年至今在做的“关键词”项目是徐坦创作的一个转折，从“搜寻关键词”到“关键词学校”，这个项目先以调查、采访、工作坊等方式，搜索关于某些特定人或群体的社会生存状况，再通过对这些材料做文本、表格等不同层面的分析研究，最终呈现为录像、出版物等形式的阶段性成果。

曾有人跟黄小鹏开玩笑，广东的艺术家喜欢玩“艺术表达”，就像徐坦用“关键词”呈现现代社会，黄小鹏之前的展览而是从日常语言中找出欧化和翻译的词汇，找出这些词汇如何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这是一个现代化的转换”。而黄小鹏和徐坦的不同点在于，黄小鹏没有更多地关注土地问题，“土地所有权能够紧紧结合当下的社会冲突，但徐坦没有局限在新闻性的话题里，而是上升到到历史制度这个层面”。

每个艺术家都有其观点和语言，但终要通过艺术语言来表达。黄小鹏还提到，前两年徐坦特别反对艺术形式，“形式”已经损害“概念”——— 一个作品没有什么概念，只要够大够漂亮也能成立。在“黄边站”，他们也讨论审美不光是形式的好看，要更重视概念而不是形式感觉，“徐坦这方面比较弱，这是很正常的。这是他为什么强调概念。”黄小鹏说，而要讲纯概念语言，西方艺术的概念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走到了顶点。“徐坦他要用视觉、声音各种综合的因素找到‘非常徐坦’的语言，我觉得他自己也会认为他还在探索。”黄小鹏说。

就像展览中展出数位观察者笔记一样，徐坦也在挖掘他的表达形式和研究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要回答的是，“你是否有一点点义务，把你的研究告诉别人。”而由此带来的是，困难在于“如何思考展示你的研究形式”，徐坦觉得，更大的困难是，“表达形式和研究形式会不一致”。或许现在讨论这个话题为时尚早，现在“问题，地-土和‘社会植物学’”只是展开所有的材料，就好比一个作家把部分写作素材摊在自己的桌子上。

【编辑：文凌佳】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