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手迹
郭沫若手迹
叶圣陶手迹
郑振铎手迹
巴金手迹
夏宗禹是我国著名编辑、学者，与丰子恺、巴金、何其芳等大师友情深厚，并有大量书信往来。这些书信曾被夏家后人搜集整理，并于上世纪90年代辑成出版《随缘集》。
“夏宗禹旧藏名人手迹”专题中丰子恺的28通书信，洋洋万言，最为翔实。丰子恺与夏宗禹早岁定交，交情匪浅，常作鸿雁往来。二人通信始于1944年12月，终于1965年11月，前后长达21年。《丰子恺年谱》等文著虽对其生平交游和创作经历作过初步整理，但所记之事亦不详，仍然需要大量的史料补充，翔实细节。此28通书信的内容中既详述了丰子恺于“精神堡垒沙坪坝”的创作历程，又涵盖了他引领新文学，力推“白话文运动”的重要思潮；既有作为学生对恩师弘一法师的无限崇敬，又有作为父亲对子女成长的点滴关爱，不失为解读丰子恺精神世界与笔墨世界的延伸读物。
此外，巴金致夏宗禹的两通信札，首度公开文学泰斗、“世纪老人”巴金代表作《春》《秋》编辑工作具体细节；郭沫若的3通书信中谈及《百花齐放》《蔡文姬》的编辑校对工作以往不为外界所知，极具文献价值。
定陵地宫是中国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被考古学家打开的皇陵，堪称20世纪50年代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的3通信中解密了定陵考古的发掘经过，是解读历史、还原真相的真实佐证；著名社会活动家、佛教人士赵朴初的信中以“心无挂碍、为善最乐”的禅理宽慰病重的夏宗禹，一代宗师心底慈善，书法亦超凡脱俗，兼具人文与艺术价值。
这批出自近世艺文界名家之手的信札手稿，纵跨上世纪时代更迭之风口浪尖，内容或广涉时事、议论人生境遇，或记录心理历程，探究学术新风，丰满了历史中不为人知的细节，还原了现代中国一大批文化精英的个人经历，而且很多内容大多与时局紧密相联，行文与书写俱是时代缩影。
据悉，夏家后人将用拍卖所得成立“夏宗禹文化基金”，用以弘扬夏宗禹未竟之事业。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