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苏富比香港某拍卖现场

记者：15年前您加入苏富比之前，苏富比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呢?

仇国仕：当我加入苏富比的时候这个公司人数很少，估计只有20多个人。1999年的时候，比现在的规模小很多，四个部门，非常“家庭式”!苏富比的份额也只占到艺术市场份额的非常小的一部分，而苏富比亚洲区的部分大概只占到苏富比全球的3-4%的总销售额。那会亚洲并没感受到来自纽约或者说总部的太大压力。当然了，那时的中国艺术品的市场价值相比今天简直太低了!而就我这个部门(中国瓷器及工艺品)而言，当时的主要买家都是真正意义上的藏家，对艺术充满热情，购买的东西也一定是自己发自真心喜爱的。当然了，今天我们也有一小部分这样的藏家，但是随着艺术品价位的急速上升，吸引来了大量的投资者，所以市场可以说是完全变了，有好的地方，但也有糟糕的地方。

记者：就您个人而言，您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加入苏富比的呢?

仇国仕：我成长在瑞士，后来在日内瓦学习，我本科的专业是中国历史。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学习我开始对中国艺术感兴趣。我曾经在一家瑞士的博物馆实习，主要就是从事与中国瓷器相关的工作。这时候我对中国瓷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后来我又到了伦敦苏富比去实习。现在看来我好像是在跟随我祖父的脚步，但是在选择的当时其实是没有那么清醒的认识的。当然，当我打算进入拍卖行的时候，我选择了苏富比，苏富比显然在中国艺术品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尤其是朱汤生先生，他是当时中国艺术品、尤其是明清瓷器方面一位传奇般的专家，我想要跟随最好的人学习，这也是我加入苏富比的动因。

记者：您刚刚也提到了您的祖父，在中国艺术品方面应该算是有家传的因缘。在您正式加入苏富比之前，对苏富比或者说对拍卖有一定的了解吗?

仇国仕：我是在瑞士长大的，那时对中国艺术品的了解是知之甚少的。我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国艺术品，是在苏富比艺术学院以及伦敦大学里。那时候开始对中国艺术品、对拍卖有了一定的认识。

记者：在您正式加入苏富比之后，对苏富比以及对拍卖的认识有变化吗?

仇国仕：当然了，作为一个旁观者，你看到的更多是漂亮的拍品，不错的价格。但当你站到幕后的时候，真正会面临什么?其实拍卖是非常体力劳动的(DIY)，然而事实上很有趣, 因为当时的团队人数很少，为了能够组织一场拍卖，我们需要做大量而不同的工作——从清洁物品到书写图录。我很喜欢清洁拍品，我到今天有时还会亲自动手去做。我觉得这非常有趣，我尤其喜欢清理玉雕，因为我看到物品经过处理转变非常明显。有些艺术品被人在家里放了几百年，已然面目全非，当你拿到手中并一步步的还原其真实面貌的时候这让我感觉很知足。图录也是，我今天偶尔也会去写。用自己的笔去描述件件物品，那种对古代物品做定性让我感觉非常好!还记得2012年，我们征集到了一件汝窑的拍品，我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是去描写它、去追述它所有的经历，将一连串的传承清晰地组织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记者：您能简单叙述您在苏富比的工作经历吗?

仇国仕：我最早是在伦敦实习，伦敦实习的工作主要就是给书贴标注，苏富比有一个非常大的图书馆。我每次都用腿夹着书，后来我的腿夹书的地方上就多了些肌肉。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件非常枯燥的工作，但其实这给了我很好的机会去了解这些文献。然后我到了台湾去学习普通话，那个时候我遇到了Jason(谢启亮），也就是我后来的老板。他当时是位非常年轻的专家。非常聪明，非常有眼光，也教了我非常多的关于中国艺术品的知识。我觉得我非常有幸，能有这么一位很优秀的导师。

当然了，我刚遇到他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即就教我，我帮他做了一些展览，那时苏富比有个巡展在台湾。那一次帮助Jason做展览，也是我第一次真正上手了一些中国艺术品。我记得这样一个细节：我们有一个成化的鸡缸杯，来自坂本五郎的珍藏。在99年那会儿，那可是件要破拍卖纪录的拍品!当时有一个客户要看这件作品，Jason让我把鸡缸杯从展示柜里取出来给客人看。我便问是不是要放在盒子里?Jason说你直接拿过来就好。那个展厅的路面都是大理石铺的，大概有个十五米的距离吧。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如此紧张!但我也很感激Jason在第一次见我就给了我如此大的信任!

现在回忆十五年前加入苏富比的经历，感觉是非常值得骄傲的!因为你知道苏富比一向在中国艺术品方面有传统优势，尤其是在朱汤生时代。在开始的两年半的时间里，我在苏富比做图录员，协助我的老板Jason和主席朱汤生先生。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从最棒的人身上学习到了非常多的东西。突然有一天Jason告诉我：“我在苏富比已经工作十几年了，我觉得该是自己离开苏富比，创立自己生意的时候了!”我当时吓了一跳，毫无心理准备!毕竟我才两年半的时间——这也太快了!而且那时我也并没有野心想要去领导这个部门，只是想要与这些精美的艺术品多接触接触!我当时很害怕接手了这个部门，担心自己还没有能力将其做好。的确，这种事情迟早会发生，就看你准备好没有。后来Jason答应再留在苏富比继续待一年，不过是以顾问的形式，当我遇到难题的时候，给予一定的指导。所以刚接手中国瓷器及工艺品部的那两年对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与此同时，我也在试图探索自己做拍卖的风格：一方面，我尽量地维系当时已开设的拍卖项目的拍品质量。大家都知道苏富比一向是以拍品质量高而闻名的，尤其是在明清瓷器方面。而另一方面，我也在试图探索和抓取其他一些市场，例如杂项。这块市场以前Jason是不太感兴趣的。而朱汤生，他是地道的英国人，他对中国古董的鉴赏完全承袭了英式审美，加之其个人兴趣，所以主要强项便集中在了宋到清代的瓷器上面。这也是为什么最早苏富比就是卖明清官窑瓷器而知名，因为这是朱汤生的强项。当佳士得1980年代来到香港，因为苏富比在明清瓷器早已扎根，所以他们试图抓取其他的市场份额，例如杂项。事实上，这部分的市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呈现了很有意思的成长格局。在我接手这个部门之后，我也在思考抓取一部分杂项的市场份额。 因此我试图做一些专题的拍卖，例如圆明园逸散文物。在后来的两到三年时间里，我们渐渐地把杂项这一块的市场份额有了明显地提升。

记者：那在苏富比刚进驻香港市场的时候，香港艺术市场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朱汤生先生把重点主要集中在明清官窑的拍卖上?当年的香港市场就是这样一个审美倾向吗?

仇国仕：在苏富比进驻之前，香港是没有拍卖行的，那个时候古董商占有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和权力。那个时候去光顾伦敦或纽约的拍场主要是古董商，而藏家是从古董商哪里去买东西的。所以当朱汤生把拍场搬到了香港，等于是直接卖东西给那些藏家了。

当然了，朱汤生先生做拍卖的模式或者说重点是由他在英国学习和工作的经验所获得的。但是朱汤生先生对当时的亚洲，甚至是今天的亚洲中国艺术品市场都可以说是影响深远的。所以他对明清瓷器的钟爱可以说是影响了几代收藏家，特别是台湾和香港的藏家。在上世纪初，中国艺术品最主要的买家还是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人。他们的审美主要还是偏重于瓷器，所以香港的商人也会受到西方审美的影响。但无论在何时，你总会有其他领域的藏家。

记者：那对于非陶瓷的板块，比如杂项，您能细说一下，是如何抓取这一市场的份额的以及怎么看到这一板块的逐步成长?

仇国仕：首先，随着陶瓷的市场一步步地被抬高，就会让人们想到，同样精美但且价位还算合理的其他艺术品类。我们自己也在试图做一些推广，例如文人的东西。那些精美的玉器、鎏金造像包括佛造像，这些艺术品也都非常的精美，而且都是运用非常珍贵的材料——比瓷器珍贵得多的材料，如果再与他们的工艺一比，艺术成分则要高很多，更加弥足珍贵。所以我觉得，在那时这些艺术品是被严重低估的。所以对于很多新进场的买家来说，瓷器已经在高处了，但是对其他工艺品而言，由于价值没有被发掘而尚处于低位，是非常好的介入机会。所以一些新买家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杂项的市场。

对于这块市场的抓取，最早的尝试是在2003年，我开始做一些专题的拍卖，例如乾隆时期的专题拍卖。2004年的时候，我也试图推出一些纯文人题材的拍卖。我试图通过这些拍卖来叙述拍品背后的故事。对于真正的藏家来说，其实不需要你多说，东西好坏，看了即能明了。但是对于很多新藏家来说，他需要你的指引。我们帮助买家去更深刻地了解这些拍品，一旦他们理解之后，就愿意去介入一些新的领域。我觉得苏富比并不仅仅是做艺术品的生意，而是要让给客人更好地去体验艺术品。

记者：在您加入苏富比的十五年来，艺术市场最大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仇国仕：我觉得市场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大陆买家的崛起。不仅使得艺术品的价位抬高一截也推动了新艺术品领域的发展。比较典型的就是99年，在那一年的春拍，苏富比迎来了许多之前听都没听说过的买家，并且他们并不在意市场的价格，对喜欢的东西志在必得。这样整体将市场价格推高了一层。这样的事情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发生过几次，99年、00年，05-06年，07-08年…

记者:势在必得的那些新买家的大量涌入，除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大背景外，您认为还有其他原因促使这一现象发生吗?

仇国仕：我认为这像是多米诺股牌效应，有买家在买，就是给予市场以力量。当人们看到市场好，就往往喜欢“追高”，这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这是人性的常理，人们往往喜欢进入一个欣欣向荣的市场，而不去介入一个低谷的市场。

记者：苏富比从93年开始做中国大陆的巡展，您能说说那个时候的大陆市场给您什么样的印象?

仇国仕; 我以前和朱汤生聊过这个问题。我们是93、94年的时候到大陆预展，但是发现效果不太好，所以在停了几年后，好像是在00年又开始做了。也许在90年代中期，可能对于中国大陆的市场来说还是没有准备好。那时候主要的客户都集中在江南地区，我们那会只去上海。而今天的情形则不用说了，我们主要的客户来自北京地区，当然也有上海、四川等地区的重要客户。

记者：那大陆以外地区，香港、台湾地区的客户群体在这十五年里的变化是?

仇国仕：最早期，香港的买家是我们最主要的客户源，台湾人开始加入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大约80-90年代初，应该说是台湾收藏的高峰。日本客户，从香港的第一场拍卖开始，一直都是香港苏富比的重要客户群体，但后来因为日本经济出现泡沫化而衰退。但是近两年，让人感觉欣慰的是，很多日本的重要客人又回来了。以前也有过东南亚地区的客人，但他们发展地相当缓慢。

记者：您和朱汤生先生聊过吗：当年进驻亚洲为什么选择香港作为根据地呢?

仇国仕：其实最早在香港拍卖之前，苏富比试过在日本拍卖。但是当时的日本，古董商的势力非常强大，而且他们的意志非常明确：他们不希望在自己的国土上有国际拍卖行出现。因为那会使得他们的生意发生变化。由于香港是个自由港，坐落在亚洲的中心，距离台湾、大陆、日本都很近。而且香港也还有一些稍有权势的古董商，他们以往在伦敦买东西的。朱汤生发现在这里的生意相对好开展。

记者：当时苏富比作为第一家进驻香港的国际拍卖行，进驻之后，给香港市场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仇国仕： 首先拍卖带给了香港艺术市场一个非常公开公正且透明化的平台，而且也提供了特别高品质的精美艺术品。那会的客人一般都是一些从事律师、医生类工作的高薪收入者。后来他们成立了敏求精舍。这些收藏社团对香港市场也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作用，他们的收藏品味，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市场。包括拍卖行也会考虑他们的兴趣取向。

记者：很多人都说，香港艺术市场能有今天的地位，苏富比是最大的功臣，您怎么看?

仇国仕：我不会说，没有苏富比就没有香港市场，其实一级市场其实是一直都有的。但如果没有苏富比，现今的香港市场估计是很不一样的。朱汤生是非常有远见的，尤其在苏富比刚进驻的前二十年，我认为对香港市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主要表现在推动艺术市场、树立了正确的市场导向。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人能比朱汤生卖瓷器卖得更好!所以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工作，就是拓宽原有的拍卖领域。

（仇国仕先生，苏富比全球中国艺术品主管，于1996年加入苏富比。）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