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角色

虽然一线、二线、三线城市都在扎堆举办双年展、三年展，但能够让展览真的常规地、连续地举办下去的为数不多，大部分双年展在热闹了一两届以后默默地消失了。政府的态度与举措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年展的持续性。

大多数艺术“偏远”地区的双年展或者艺术大展都是由某个人所发起的，艺术长沙、中国-东盟艺术双年展等都是如此。这些个人的影响力能够影响到一届的政府或者一些领导人、在社会上有能力的人支持。但是是否能够持续对于每个发起人来说都是一个未知数。而常规性是双年展的固有特点之一，越是时间长久积累的经验、人脉与资源才越丰富，社会的关注度也越高，从而变成有识别度的品牌活动。

在亚洲范围内，韩国的光州双年展逐渐成长为双年展的第一品牌，它的举办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和认可。光州在韩国的城市中没有太大的特点，甚至发生过震惊世界的光州惨案。而光州双年展就是对于光州惨案的纪念，政府一方面表现自己的宽大气度，另一方面则表明自己在文化艺术领域的雄心。光州双年展的主办机构也由光州市政府、韩国外交部、经费办事处等官方机构组成，并承担了大部分的展览经费。光州还由此成立了双年展公司，并建立双年展会展大厦，已然变成了有体系的、可持续的固定项目。每一次光州双年展都让整座城市被世界所瞩目，并且由于展览的常规性城市的文化影响力与竞争力也在不断增强，城市与艺术之间变成了共生关系。

反观中国的双年展，资金问题常常让展览陷入困境，重庆双年展策展人俞可曾在采访中说想以最少的资金举办展览，其中更多的是无奈而非壮志。找到合适的方式与政府沟通，使得双年展与地方的规划、发展能够结合在一起是一个长远的课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所以谭国斌一直在强调，艺术长沙不是他个人的，他更希望政府能够接管。

理想主义者的理想：艺术走入生活

“艺术的事情，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小到一些个人。中国艺术走到今天三十多年就是靠着这些血还是热着的个人，他一点一点地把自己的理想和社会的改变联系在一起。这种坚持有点儿像一个人一个据点，就是这些小小的据点在发光发热它才开始慢慢变成一个社会化的现象。”叶永青、谭国斌、罗荃等等，他们都承认在艺术上是理想主义者，并且是希望通过一己之力改变环境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看过世界，有过一些阅历，回过头再看自己的故乡时觉得自己肩负着改变的责任，它使得这些城市的双年展中包含了他们个人的挣扎。

他们用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去影响他人，带动周围的气氛。叶永青说：“在我看来不管你去学习世界的东西，还是找寻历史给你的东西，其实都只是路程。我们做艺术的目的还是回归生活，让艺术回归到普通的日常的生活中间才是真正的艺术的目的。所以艺术给人的影响除了很盛大的、轰动性的盛典、节庆之外，还有很多具体的工作在做。只有通过这些东西艺术才开始慢慢地融入到每个人的内心。”

虽然现在很多的双年展仅限于艺术家内部的一个交流，但更多的创办者认识到任何一种公共性的艺术活动其实都伴随着教育，这种教育是相互的，一方面是对公众的输出，另外一方面是公众的反馈给艺术群体的思考，这种社会反响才是一个更有意思与更重要的东西。

双年展之外，在各地生根发芽的艺术区，一件雕塑、一座别致的建筑、一个精心布置的空间都已经和社会环境融为一体，给身处其中的人们提供了新的视野。在这个环境中艺术实际上是一种背景，人们在过日子的时候艺术都在他身边。即使在没有美术馆、政府支持、成熟藏家、艺术基金会等完善艺术体统的长沙、南宁、昆明等等地方，都逐渐有人开始谈论艺术，慢慢地艺术也成为公共化的讨论语境。双年展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联接了艺术创作者、公众与政府，艺术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被很多人看得见，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与追求的生活方式。

【编辑：郭巍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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