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所作《逻辑病者的春天》配画及题辞。画作于1948年，辞题于2009年。

办个画展，对于黄永玉先生来说，不是新鲜事儿，然而，十月十九日在上海开幕的展览主题是“我的文学行当”，这对他可是头一遭儿。去年年底，李辉老师创意要办这样一个展览时，大家着实兴奋了好一阵子，并且预言：这一定是个诱人的展览。等到开始汇集展品时，我不是兴奋，而是惊叹，且不说那些画作美轮美奂，仅展品数量之繁多、形式之丰富，已经让我眼花缭乱，偏偏我又眼睛大肚皮小，最后不得不有所割爱：《水浒》人物一百四十二张，只能选四五十张；《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插图一百三十四张，顶多也只能选个五十张；《永玉六记》，少选点，每“记”只能选个五六张，还有意大利系列，为文学作品所配的插图……这简直是打翻了一个装满五颜六色的七彩瓶，色彩淌了出来，我慌手慌脚不知如何收拾。这是一个兴奋和痛苦搅拌在一起的过程，拿起这个，又舍不得放开那个，最后真像一个绝望的赌徒，闭着眼睛心一横，把骰子掷了出去，管它呢，就是它了！

黄先生曾说过：“文学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排在第一的，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绘画。”(《我与文学》)乍听这话，好像在跟人开玩笑。的确，他的画名大大地掩盖了他的文名，而“我的文学行当—黄永玉作品展”正是要全面地展示黄永玉的文学生涯、文学成就，也未尝不是集中检阅一次黄永玉的文学实力，让那些天天像账房先生一样拨拉着算盘算着“文学史”厚薄的人，看看这个“界外”之人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这么说，这个展览是要为黄永玉正名了？不敢，不敢，但从黄永玉在文学上的起步，到辉煌的晚年，我们的确能够看出文学在他生命中的特殊位置。展览室从黄永玉十三岁时写的一首诗开始的：“太阳刚起了光芒/在我的床上/引起我的思潮/我不愿再在人海中彷徨/只要回到我的故乡凤凰/同着我那/永厚、永前、永福、永光/过着顽皮的景象。”这是写在照片后面，寄回家中的诗。今天看来也不至于脸红。对了，他还有开裆裤时的“创作”：“我们在家里，大家有事做。”那是写在老家新房的窗板上，旁边还画了几个京剧脸谱，浓墨加新木板，真是“入木三分”。那时黄永玉才四五岁，平生第一笔丰厚“稿费”就是挨了一顿痛打……黄永玉可算是资深老文青了，所以当八十万字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砸到我们面前，并且宣布这仅仅是第一部的时候，了解他的人从未大惊小怪，一切不过水到渠成。

做一个作家展，常常令人犯愁，因为除了照片、手稿、图书“老三样”之外，往往就没有别了。但李辉早就信心十足地说过：这个展览一定好看。他拟定的大纲分四大部分：太阳下的风景、比我老的老头、罐斋二重唱、流不尽的无愁河。我一看，文与画的融为一体和相得益彰，是这个展览的天然优势。想一想，《永玉六记》中妙句隽语与线条简洁的图画，《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那些充满灵性的文字与妙手得之的插图，《一路唱回故乡》的诗与图的结合，《水浒》人物系列对名著的“重读”……当这些展示出来的时候，你会感觉文学在向由文字到立体的空间跨越。记得当年《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系列发表时，黄先生曾对出版社主持者戏言：你们上哪里找这么好的插画作者！—其实，他的文字又何尝不是最美的图画？不，正是古人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黄永玉的画和文是天然不可分的，他的画或叙事或抒情，无不文学思维突出。忘了在哪里看到的，他想画一位古人，几年没有下笔，他说他还没有想好这个人站在那里，要做些什么……我是美术的门外汉，但看了他的叙述觉得这跟一个作家构思小说几乎是一样的。当然，黄永玉在文学上的建树是多方面的，这次展览中有一份他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应香港市政局公共图书馆“香港文学作家资料特藏”库所填的作家记录表，在基本信息中有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花衣吹笛人》、《我的心，只有我的心》，散文随笔集《太阳下的风景》、《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杂文集《吴世芒论坛》、《永玉六记》……这当然是非常不完全的记录，那时《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刚开笔，另一本长篇小说《大胖子张老闷列传》还没有写……这个材料还有一部分是自传，颇有史料价值，不妨摘录如下：

四十年代“民主运动”期间曾在上海参加民主美术活动，刻过木刻传单及漫画创作，间或写些杂文向报刊投稿。

四十年代后期在香港参加美术活动，偶或为上海文华电影公司与香港长城公司写剧本，为文华写的《海边故事》，导演费穆先生改编此剧本时死于稿子之上。为长城公司所写之《儿女经》已拍成电影。以黄笛为笔名。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香港大公报、新晚报做临时美术编辑，画报头及插画，间或也写些小文。这期间投稿的报纸有文汇，大公，新晚，华侨，星岛。

我从小没受过端正的教育，几十年来边学边做，除了有限的技能和兴趣之外，谈不上别的甚么了。

最近开始试着写一本较长的小说，暂名为《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民国初年到现在几个大时代的串在一起的故事。绝不像《红楼梦》，要说，跟《儒林外史》与《水浒》味道稍近。中华民族是个苦胎，但是个眼睛向前看的快乐的苦胎。

所谓“小文”现在搜集起来，也是数量可观，而且黄氏风格鲜明。但不难看出黄永玉在文学上的多方面建树。浏览展览的各板块，以大量的细节展示了其中的方方面面，浏览整个展览，回顾黄永玉的文学道路，我一直在问：黄永玉究竟给当代文学带来了什么？我认为有两种“精神”：自由的精神和健旺的精神。它们都是当代文学中的稀缺资源。前者表现在他不懈探索的劲头儿，他说“从小没受过端正的教育”，这反倒不循规蹈矩，没了规矩到自成方圆，不中不西中让我感到，老头儿未尝不是一个文学“先锋派”，甚至当先锋已久矣。展览中有一幅木刻，是他为陈敬容的诗歌《逻辑病者的春天》的配图，画面明暗的对比，写实与想象的结合，稚拙与细腻的碰撞，一看让人心有所动又欲言又止。那是1948年在台湾所刻，黄先生后来曾回忆：“这幅木刻几十年来是我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靶子，是我的包袱，一挨批评总少不了提起它；不过至今看来，事隔四十九年，我觉得这幅作品还真了得！一个二十二岁人的手艺！”(《往事模糊芦花岸》)在写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这种“抽象”当然是另类。又过了十多年，黄先生在这幅木刻下面又题了一段话：“甚么前卫不前卫？这是老夫六十年前的前卫作品。”我觉得这个人最重要的是持续不断的探索精神，这是他的创作愈老弥新的动力和源泉。说到健旺的精神，我认为，太平年代的文学多浮靡之气，缺少刚健、质朴的精神，而黄永玉的创作在忧郁的抒情中有种向上的力量，百折不挠的乐观，这使得它立即与当代文学中为数众多的病歪歪地装深沉或者拿虚空当深刻的作品区分开来。由此，我也体会到为什么他为《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卷首写下这样的题词：“爱、怜悯、感恩。(见右图)”

在整理展品时，做到《比我老的老头》这部分，常常让我凝神深思。这部分展示的是与黄永玉有过交往或精神联系的十六位老头儿老太，从鲁迅、巴金，到黄裳、汪曾祺，黄永玉在记忆中珍藏着他们之间交往的每个细节，历经风霜留下的展品又都是他们情感碰撞的见证。黄永玉在给李小林的信上，这样谈到他对巴金先生的印象：“那还是黄裳带我和曾祺一起去的。你妈活跃，你爸话少。我这人平生老虎都敢打，就是怕见前辈，一见到长者，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尤其是你爸爸。以后也去过你家里几次，解放后在北京也常有机会见面，就是没有话讲，他问一句，我答一句。……若他今天还活着，见到他，我怕还是这个样子。我正经八十六了，说起往事，仍然心有余悸。说到底，应是传统读书人的积习吧！”(2009年4月7日致李小林)巴金又不是老虎！但在黄永玉心底一定有一份庄严的情感在，他曾说：“巴先生自己写的书，翻译的书，出的别人的书，我几乎都读过。认识新世界，得益于这些书最多。”他还说巴金和他的朋友们耕种着最美的花园，而“我是闻着这座花园的芬芳长大的。”(《巴先生》)好久，我一直在想什么是黄先生提到的“传统读书人的积习”，我们的“传统”在哪里，读书人的“传统”又是什么？或许前辈和后来人的关系就是一种难得的传统。四十年代在上海生活，黄永玉这样一个毛头小伙子，每个月要为自己的房租、吃饭、穿衣而奋斗，他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和一把刻刀，小小年纪手上已是胀鼓鼓的青筋，厚厚的老茧。幸好有楼适夷、唐弢、臧克家这样的前辈可以经常“骚扰”，楼适夷给他安排投稿计划，介绍木刻拓片买主。唐弢介绍稿子，还替他转稿费，“甚至勉为其难地介绍给一些有钱的老头子、老太太画油画肖像，设计邮票。由于手艺的幼稚，不免使他在那些熟人面前过不去。这些事，也都是在自己老了之后想起来才感到惭愧和需要感谢的。”臧克家也给他转过稿费，“现在仔细想来也是不太对头的，怎么可能每一次去拜访他时，都能多多少少收到一些稿费呢？大有可能是他自己从寒碜的口袋里垫付的。”作为继任“老人”，黄永玉晚年感慨说：“那时候，好像每一位文学界的老人都有义务像领养难童似的照顾一大批文学青年，细致、体贴、耐烦。”(《蜜泪》)那些老头们儿如今都远去了，望着展板上他的面孔，看着发黄的信笺和老报纸，读着黄永玉的记述，我仍然能感受到一种温暖，眼眶也不禁湿润起来，这也是“蜜泪”！

2013年10月11日凌晨于武康路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