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vs Kiki Smith

记者：你的艺术创作是否受到家庭的影响？

Kiki：我们就像Addams Family（1991年的一部美国电影，讲述亚当斯庄园里住着的一个诡异的哥特式家庭的故事。）一样，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房前刻有我们的名字。每天放学后我们就帮爸爸做纸质的模型，各种各样的模型。妈妈说，相信你的直觉，很多时候你没有注意到一件事，但就是这件事给你带来麻烦。不提我的个人生活或其他方面，至少在艺术里，我相信直觉。有时我不太喜欢自己创作的走向，但我相信我自己是对的。

记者：你是怎么定义艺术的？

Kiki：艺术从思想传导到物质世界，是你思想的表现，以一种不同于其本身的形式。基本上我认为艺术就是一种思考的方式。就像站在风中，让风随意地把你吹向任何一个方向，然后一切才开始明朗：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在学校的时候我有阅读障碍，于是只能学习怎么去看东西。

记者：你在雕塑创作中是带着什么样的理念？

Kiki：先有个图像的雏形，然后我再把细节的想法加上去。如果你把它们做成一个雕塑，它们就又重新活过来了，就有了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你希望做出一个个独一无二的雕塑，对它们处理得越多，它们也就会拥有越多灵气。我带着它们各处走的时候，有时不小心会把它们打碎，有的可能断一只手，有的可能头被碰掉。这些事不会在展览上为人们所知，但对我来说这是创作的一部分。

记者：应该怎么理解你提到的作品的“灵魂性”？

Kiki：我认为做一件作品时会有物理能量传达到作品里，这种物理能量不一定能很明确地被看到，但它一定在那里。当然，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人们相信呈现实物的画作和这些实物是有联系的。无论用机器做作品，还是带着一个意图亲手做，都会有好的作品出现。所以很难说作品的“灵魂”来自于哪里。我喜欢做东西，这能帮助我保持我的灵魂。

记者：有许多人认为你是个“女权主义”艺术家，你是怎么看的？

Kiki：女权主义在根本上是关于人权的问题，而艺术只是个晴雨表，就像社会上的其他领域一样。我只能说我希望人们得到他们应得的权利。我并没有一个非常有目的性的理想化观点，因此我的艺术并不是女权主义艺术，它们从最开始就没有一个明确的、预先设定好了的指向。尽管这种指向可能在我这么多年的创作中显现出来，但它有它自己的节奏或原因。

记者：你觉得今天女性已经得到了她们应得的尊重吗？

Kiki：现在的社会对年轻一代来说是非常乐观的，从上世纪50年代社会开始改变，这种改变还在不断地发生。那些要求平等待遇的人会很高兴地发现她们得到了所求。我们也许可以对现状沾沾自喜，但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甚至连女性老师、教授和艺术家都没有，这仍旧让人沮丧。不过这种情况有朝一日都会改变的。

记者：你如何看待被社会认为是一个“大艺术家”这个问题？

Kiki：我不去想这个问题，也不觉得它有用。人们做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需要去探索那些可能。这些工作如何与他人交互是另外一个问题。通常这种交互是让人吃惊的，是不受个人控制的。

记者：你使用黄铜、玻璃和陶瓷等材料，可以说说你对材料的选择吗？

Kiki：我从来没遇到一种我不喜欢的材料。总体上来说，我喜欢有固定品质而没有固定形式的材料，像蜡纸、金属等等。

记者：纸这种材料很少被艺术家使用，为什么会选择它？

Kiki：首先我父亲用纸做雕塑，小时候养成的习惯让我对纸有一种亲切感。其次，相比于亚洲，在欧洲文化里纸并不是一种很有历史的媒介，所以这让我使用纸的时候很轻松自由，毕竟没有很长的一段历史来阻碍你。

记者：亚洲艺术似乎也对你影响很大。

Kiki：我生于上世纪60年代，在那个时候印度文化发展得很前卫。之后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也开始出现在我们视野中。我开始留意到这种、那种文化，它们会改变你之前的一些看法。当然现在来说亚洲艺术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记者：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创作？

Kiki：很多人认为他们自己没有那种DNA，不能做艺术家做的事，比如说找到灵感，然后创作。但对我来说这就是工作。90%的时间我都在工作室里，用锉刀锉掉我之前弄得不好的地方。我的人生中从来没有一个瞬间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记者：你最近都做了些什么？

Kiki：我有两个展览刚刚顺利结束。一个是和我父亲Tony Smith、姐姐Seton Smith一起的展览，作为父亲100周年诞辰庆典。这个展览去了好几个欧洲城市。另一个在阿维农（Avignon）的蓝贝尔艺术馆藏（Collection Lambert），是个个展，同期还有包括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卡米尔?克洛岱尔（Camille Claudel）、贝林德（Berlinde de Bruyckere）在内的一个群展。我最近大多数时间都在画水彩，画的是一只看起来像山羊的飞蛾。

【编辑：谈玉梅】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