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香港画商史蒂芬.麦哲史决定在纽约设立万玉堂分支时，他知道地点一定得在雀尔西，因为这儿的新艺术画廊如雨后春笋般，来得比咖啡馆还快。同样的，麦哲史也立刻知道了新画廊该以哪位艺术家的作品来开幕，“毫无疑问，当然是朱伟。”

麦哲史是在1993年遇见的朱伟。那一年，为参加他代理的某艺术家在广州艺术博览会的展览，麦哲史去了趟大陆。“我多少有点不情愿，因为香港的亚洲艺术博览会和广州博览会几乎同时举行，刚参加过香港的，我们都累坏了。”广州博览会乱且大——展厅足有两层，参与的作品未设门槛，“成堆的机场纪念品货色”——他没看见一件他感兴趣的东西。直到展会最后一日，去吃午饭的路上，麦哲史他们拐进一条之前未曾走过的过道，“结果他就在那儿，一个小得要命的摊位，摊位上覆了一层红绉纸，看着还算醒目。所有的画都直接粘在红绉纸上，没有画框，什么也没有。”

用麦哲史本人的话说，他被这些作品“彻底地震撼了”，继而成为了这位年轻艺术家的独家代理人。“那些震撼我的东西今天依然震撼我，”麦哲史指了指画廊中挂着的一幅大型水墨，画中一名穿军装的男子，他的肩如山水般起伏，他的表情淡漠而迷惘。“朱伟这个年龄的人很难接受到传统教育，因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的，接着又是入伍，可朱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令人难以置信，”麦哲史解释道，“他从事的行业已经有千年的传统；另外，尽管有时没那么明显，但他的作品常常传递出对国际的和政治的诠释。”

朱伟1966年出生于北京，现在他仍然生活在中国的首都——事实上，中国的生活是他作品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常认为他的作品是他的思想和亲眼目睹一个国家处于剧变中之种种的视觉日记。尽管如此，朱伟的作品却不曾在他的祖国展出过——它们太具争议性，太过明显地把士兵和主义置于滑稽的底色之上，以至于人们没法正经看待他们。正如麦哲史所说，政府忍受朱伟和其他后八九当代艺术家，他们可以不被干涉地生活和绘画，“可这儿有一个潜规则：可以不过问，但别在我们面前干。”

朱伟八岁开始到北京少年宫学画，显露出绘画的才华和兴趣，十年后入伍，很快被军中的艺术学院录取——他在那儿的主要任务是画歌颂祖国辉煌成就的宣传画。1989年大学毕业后，他在军队又待了三年，直到单位遣散，他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有绘画野心的自由职业者。

让麦哲史眼前一亮的就是朱伟的首批作品——以士兵为描绘对象的水墨画。士兵们有着纪念碑般的双手和雕塑般的头颅，他们或手持红旗立于朱漆大门前，或俯瞰紫禁城，无论他们所做为何，画中始终弥漫着权力对个人的操控，弥漫着无名氏的感受。

自1993年起，普通百姓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朱伟的作品中，而无名氏和压顶的感受依旧。最近一个系列叫做《向日葵》，其契机并非出于黄色、花朵抑或是凡高，而是由于向日葵的头颅往往随太阳而转动。画仿佛是在某户人家里画的，向外望，望到街上去，街上的陌生人正凝视着画框以外的某个对象。他们是在公共广场上瞻仰某位领袖，还是在看电视，我们唯能猜测。只是他们的眼睛，恰如朱伟所绘的大部分眼睛，是画面的重心所在。这些看似简单的眼睛源自中国传统画家八大山人——它们能够表达希望、空虚、迷惘和爱，却只需寥寥数笔。

《向日葵》系列的灵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庆典，庆典证明了打民族牌是多么的容易。1998年，朱伟绘制了一个色彩艳丽且怪谲的系列，叫做《梦游手记》，画的内容是超级巨型水果。其一，一个人站在工业纺织机上，似乎压根没看到身后一个超过五米高的西红柿。又一，一个人扛着把伞穿过稻田，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一个巨大的茄子，倒好像这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障碍。

朱伟是个什么样的人？麦哲史笑了。“一方面，他难以置信的忠诚。通常一旦艺术家功成名就，他们和画商之间的关系马上变得令人心碎——你能怎么办，起诉一个在中国或者越南的人？”

朱伟也“有点儿隐士”，过着他自己的幸福生活，只是画画，创作。当他最近一次到美国旅行时，他的自信却让与他一起工作的人吓了一跳。“他几乎就不会说英语。我记得是在纽约，有一天，他一人出去了，回来后他说今天过得挺棒。他雇了一个家伙，为他在所有地方拍照。”把相机交给一个陌生人已经够大胆的，麦哲史说，“后来我问他付了多少钱给那人，他高兴地说，7美元和一罐可乐！”

最近朱伟创作的内容是一些有如纪念碑般的雕塑，雕塑的陶土风格使人联想到西安的兵马俑。只是这些新式兵马俑都穿着中山装，躯体前倾，要磕头似的奴颜婢膝。西安的兵马俑各自拥有各自的五官表情，朱伟的公仆们压根没有清晰的面孔。

——英国《亚洲艺术报》，2001年4月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