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社会的未来而言艺术有多重要？如果艺术在经济发展和西方影响的名义下退居次席，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最近我有幸和杰出的中国艺术家朱伟——他因水墨画而闻名——谈论了这个话题及其它。

在您看来，中国的年轻艺术家是否有欲望去推动传统艺术形态的现代化？保存中国文化在您看来是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保存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当今科学技术、网络信息现代化的今天，大家的衣、食、住、行基本都一样，那么文化就会是一个国家区别于另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别于另外一个民族的最后一张王牌，这也是人类社会丰富多彩所必须具备的。在中国水墨画的传承方面目前快出现一个断层，中国的美术院校现在招生，投考油画、设计专业的考生数以十万计，录取的学生每年也是成千上万人，但水墨专业的考生寥寥无几。

父母家长们也不让自己的孩子学习水墨画，因为没什么前途，以至于一个水墨画专业每年只能招到三到四个学生，即使这样还是三心二意，再学一门设计类的第二专业，以备今后走向社会。

当然也有不一样的，我来自日本的助理，就坚持在中国学习水墨花鸟，并且一直从本科学到了现在的博士。

水墨画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十分有意思，可以说同亚洲其它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有着诸多近似之处。您可以谈谈这个吗？

1860年日本明治维新，从政治经济体制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革，至今一百五十多年了。中国大陆一直到1978年才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至今三十余年。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有了相应的变化，文化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改变，当然这些变化过程在日本都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在中国大陆这些变化是正在进行时，所以会显得被放大一些。

水墨画是东方文明的一个标志，伴随着它的是一整套完整的文化系统，但随着西风东渐，有着深厚水墨画文化传统的国家，比如中国、日本、韩国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影响。上世纪初中国的五四运动曾经严重地冲击了水墨画的生存；文化大革命前后曾提出“水墨画革命”的口号，质疑水墨画存在的合理性，也就是后人所说的“革水墨画的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美术理论界曾经提出过“水墨画已经穷途末路”的说法，并引起了一场浩大的全国范围内的讨论。

您的作品使用传统工笔画的技法，可是却经常不表现出工笔画为世人所知的传统风格。请问您是有意识地为当代观众重新创造了一种风格吗？

时至今日，我应该告诉你的是，目前中国的所谓当代艺术家里面很少有人涉猎水墨画，有些以当代名义进行的大型展览甚至不邀请水墨画家参加，他们担心因为有水墨画的介入，会使展览显得不够当代、时髦。中国的当代艺术现今被炒作得很火爆，价钱也很高，但是这里面几乎没有当代水墨画的痕迹。当然这符合现今中国的国情，即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正在被推崇，这一过程我想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包括我在内的中国当代水墨画家在这样的大环境和社会背景下，已经开始了水墨当代化的探索。正如你所问的，不是主题的不同，技法的不同，色彩色调的不同，而是选择了当代人物、事物的介入。以往每一次水墨画的变革都是被动的，特别是宫廷画家们，基本都是奉命进行一些礼仪、晚宴、狩猎、阅兵的主题绘画，另外还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主题绘画。但这次中国当代水墨画的探索多多少少是艺术家们自觉进行的，所以它的范围相对来说宽泛很多，尝试的步子也迈得大了很多。

您的艺术视角曾被同时形容为“痛苦和疏离的”，“个人和政治的”。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您同意这个形容吗？您的艺术是否具有个人的和政治的动机？它们是否是由感情激发的创作？假如是，这些艺术作品是从您经历中哪一具体部分激发的？

中国虽然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已三十余年，经济有了质的飞跃，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品质也变得丰富多彩，但中国还是一个以权力为主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来说无疑是有利和高效的，但往长远来讲还是要不断充实社会各方面的功能，公正、透明、法制、民主要放在首位。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须。艺术家在里面只是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准确的表现也是艺术家应当做的事。

——日本《外交学者》2011年5月2日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