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史颂簋”

史颂组铜器，是重要的西周晚期铜器。《殷周金文集成》收录有史颂所作：鼎2件，簋8件(其中1件失盖，2件仅有盖，另有一拓不明为何)，簠、盘、匜各1件。其中，簠、盘、匜的銘文，都较简单，只有“史颂作盘(匜)”和“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共14字。簠铭更简，只有“史颂作簠，永宝”，仅6字。史颂鼎和史颂簋的铭文则一致，都是6行63字，书体规整秀美，但个别字的结构彼此稍有差别。金文研究大家的著作，如郭沫若著《两周金文大系考释》、陈梦家著《西周铜器断代》，对此多有详细的考释。陈梦家所作史颂簋铭文的释文如下：隹(唯)三年五月丁巳，王才(在)宗周，令“史颂(省)稣、友里君百生(姓)帅隅盩于成周。”休又(有)成事，稣宾章(璋)、马四匹、吉金，用乍彝。颂其万年无疆, 日扬天子令，子子孙孙永宝用。

铭文的大意是：周王在位第三年的五月丁巳日，王在成周(今洛阳)命史官颂省视苏国，恤问那里的里君、百姓，并聚教其类醜(奴婢)。得到苏国贿赠的玉璋、马四匹和吉金，于是製作了青铜礼器。颂万分感念周王的恩宠，子子孙孙永远纪念。

至于认为史颂鼎、史颂簋的年代，郭沫若认为它们与颂鼎、颂簋，都作于恭王时期。但是，颂器作于“王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而史颂器作于“王三年五月丁巳”，“甲戌”和“丁巳”两个干支，不能在一个月份相容，即不可能在同一王的“三年五月”，彼此应有若干年的时间差距。所以陈梦家将颂器的年代定为夷王，当时颂器中的颂尚未任职史官，而将颂任史官的史颂器定在稍晚的厉王。无论如何，颂器和史颂器都是年代比较明确的夷厉时期标准器。

史颂簋的形制和纹饰也表明其具有西周晚期的典型特徵。我们在《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一书中，将颂簋和史颂簋都区分为簋类铜器中Ⅳ型三足簋的2式。这种型式簋的主要特征是：簋体的器口和盖缘均饰一周窃曲纹，盖顶捉手内有卷屈鸟纹，盖面和器腹饰瓦纹；两耳有垂珥，上部为双角高耸间兽首；圈足则饰垂鳞纹；圈足以下再加兽首三足，足跟呈方台状。这种端庄瑰丽的铜簋是西周晚期前段约当厉王前後最典型的器形。形制几乎相同的有颂簋和不簋等，山西曲沃晋侯墓地中年代晚至西周末宣幽时期的62号、93号两墓，所出窃曲纹簋也是这种形制。另如师簋和伊簋与此基本一致，但两耳有内卷的翅。

这组铜器出土的时间和地点，都不见于记载。大约仍是陕西周原地区出土。最早有清代乾隆年间御纂的《西清古鉴》著录過一件史颂簋。其餘诸器，则多为清末始有著录，主要见于吴式芬的《攗古录金文》(1895年)和吴大澂的《愙斋集古录》(1896年)。有的又曾见于刘喜海《清爱堂家藏钟鼎彛器款法帖》(1838年)、吴荣光《筠清馆金文》(1842年)、吴云《两罍轩彛器图释》(1872年)等书。这些史颂簋，目前知道现存情况有：上海博物馆和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各收藏一件器盖齐备的全器，上海博物馆又有一件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缺盖的器。《西清古鉴》的著录，只有器物綫图和铭文拓片摹本，无法判断相当于後世著录的哪一件。见于著录，还有一器一盖不知道下落。另外，再有两件器盖齐备的全器，都不曾见于清代学者的著录，一件见于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行1998年图册，未曾发表铭文拓片，尚待考查；一件曾藏日本京都小川睦之辅家，见于梅原末治的《日本搜储支那古铜精华》一书(1959年)，後曾归东京出光美术馆。见于该馆编辑出版的《开舘十五周年紀念展图录》等书，又被著录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的《殷周金文集成》(编号04236)。这样，目前所知器盖齐备的史颂簋，除苏富比一件尚待考查外，共有三件，即上海博物馆、日本书道博物馆和原出光美术馆各一件。原出光美术馆这件保存状况甚好，弥足珍贵。此次上拍的即为原出光美术馆所藏者，其保存状况甚好，器、盖配套完整，可见弥足珍贵。

编辑：李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