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江组作品“最后一天·最后一搏”

阳江是一个在广东西南部临海的三线城市，“阳江组”由艺术家郑国谷、陈再炎、孙庆麟创办于2002年，那些关注社会底层的作品往往直抒胸臆，即兴无常态，无奈与幽默并存，惨淡和兴高采烈同在。

针对正在上海举行的阳江组个展，文艺批评家吴亮、广州博尔赫斯书店负责人陈侗、艺术家杨诘苍，以及阳江组的成员之一郑国谷针对“什么是底层人民爱看的艺术”展开了讨论。

不以为然的展览？

吴亮：展览的作品很奇怪，表现底层，来看的人除了关心艺术的、观念艺术的以外，就是媒体了。现在很多问题非常矛盾，批评家、艺术家又会说老百姓很重要。

陈侗：这些画说底层人民爱看，里面其实有一个悖论，我们不喜欢的那一点恰恰是专业的问题。如果是白描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老百姓完全接受白描，跟专业语言很像。

郑国谷：我们大概的意思是要忘掉现实的条条框框。那我们怎么样忘掉现实的条条框框呢？我们找到“不立一法，不破一法，有法皆立，有法不破”这四句话，写在墙上。阳江组的展览是一个空间一个作品。“不立一法”字样的对面是“最后一天·最后一搏”，那是卖衣服的。卖衣服刚开始肯定是最真诚的，表现出“我真的很惨，真的不行了”。我在这里看到有意思的是，中国的悲惨或者商业上的悲惨，但不可以公开抗议。但是有一个很好的可能性，可以在自己的地方像游行一样，真实地可以在我的大厦内我自己的地方里游行，用很多“跑路”啦、“进行处理”、“跳楼价”这样的招贴画，现在变成商业手段了。每天都是最后一天。我们这个作品别人可能会看到跟现实的店面有点不一样，我们是总结了很多店面，就为了要做一个我们理解的“最后一天·最后一搏”。

吴亮：现在当代艺术已经到处都是政治了。

陈侗：是这样子的，跳楼啊，大甩卖啊，艺术家不是一种宏观的观察才得到这些，但是在做出来之后这个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它不会形成事件。

吴亮：所以偶然性的东西会更多一点。

郑国谷：有些我们觉得不合理，法律上，我们没有跟它对着干，但我觉得这只是法律跟不上现实而已，或者这个现实太硬了，我们作品要去软化这个现实。

杨诘苍：上海艺术界对于这个展览不参与是吧？很少在展览开幕式上能够见到上海的艺术界或者收藏界人士。

陈侗：上海大，不可能出现那种热闹的场面。

杨诘苍：觉得如果一些国内的艺术家没有一种积极性，如果在欧洲比如说在巴黎有一个这样的展览，基本上专业领域的人都会来，你不喜欢可以不屑一顾，但是得有一种参与感。但我估计北京也差不多，我在北京也做过展览，实际上那种参与感不够强烈。策展人侯瀚如做过一个展览，在上海的外滩美术馆，也没人来。开幕吃饭说请也没请到多少人，我就想通过这个信息问，现在中国国内艺术家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开幕的时候不来看，是不是就不以为然？

吴亮：我也像你一样观察过，看上海当代艺术从1980年代末到现在我也看了二十多年了，但我也不是每次都看，因为有些艺术家我很熟，那他有些东西我就可以不去了，打个招呼我以后再来看都没问题。

杨诘苍：在欧洲，当代艺术这个东西是看得很高的，很多哲学家很多名人都会来通过当代艺术找到一些启发，所以它在西方就像汤上面一层黄油一样。一个政府把文化和艺术放到重点来做，如果你基础不够厚，那么这个是空讲，基调都没有，所以我觉得教育也非常的失败，根本上还是要回到教育里。教育出问题了。

吴亮：中国的教育问题解决不了。

杨诘苍：解决得了，可以解决。这个你不能解决也要解决。我觉得把它那种作为公司来搞教育的那套东西改变掉就可以解决了。这个是可以解决的，有很多好的经验。社会主义的时候有很多好经验。但扯得比较远了，扯到一种现象。

吴亮：国家的统一的教学大纲，所有考试导致应试教育，所以价值全都是单一，没有什么差异性。像郑国谷这种作品在西方是很自然，也不用讲西方了，像印度啊好多小国家，都无所谓的。你说你有钱，我也觉得很自然，像印度尼西亚那些人，他们过日子从来不会去嫉妒别人。中国不是这样，现在全都开公司。

杨诘苍：我记得有一次晚宴在法国大使馆，一个很富有的法国收藏家来，当时还请了很多北京的名人。法国藏家问当代艺术为什么现在在中国这么贵呢，中方策展人就说贵好啊，贵的话全中国人民都注意当代艺术，包括你们外国大款也注意到中国当代艺术。这话就不对了，如果要把贵当作别人在关注一个文化现象的前提，那是教育出问题了。但没想到中国当代艺术过了几年更贵，前一阵子拍卖场两亿多港元一张画，这个肯定是灾难性的，中国当代艺术肯定也是灾难性的。现在人们也开始注意到当代艺术，为什么那么贵。当代艺术是贵族文化，不是给每个人看的。

郑国谷：那现在还卡在一种向“钱”看的状态，这就变得跟当代艺术有些脱节了，比如当代是另外一种实验，是一种探讨性的方向。向“钱”看了，富人的趣味把价格拉上去了，但是它跟当代没有关系。只是一个有钱人的取向，他按照他的意愿让那张画贴了一个比较昂贵的标签，但是这些商人是很懂的，知道只要我贴了这个很贵的标签，连阳江小城的乡下人都知道，大街小巷都会议论，这就成了一个事件了。原来商人是制造一个事件，他跟当代的探讨没有关系。中国艺术圈是精神分裂的，一个往这边走，一个往那边走，搞不到一块儿，可能未来会好一点。

吴亮：西方的教育是，他们人口不多，中产阶层及以上的家庭从小就受到熏陶，他们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艺术，借此谈问题、讨论，他们对艺术非常有兴趣，喜欢谈。但在中国很少。

杨诘苍：在巴黎看电影是排长龙的。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