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泓盛：佛说不思议功德诸佛所护念经卷》专拍题记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当西方列强瓜分长江南北的大片领土的时候，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帝国主义国家也开始了一场掠夺、瓜分中国古物的竞争。

荣赫鹏、莫高窟、普尔热瓦尔斯基

起先，人们并不知道沙漠的深处和残破的洞窟、城堡当中理有丰富的古物，为了争取或扩大在新疆的势力范围，占领印度的英国和侵占中亚大片土地的沙皇俄国，分别派出探险队进入新疆，如1870年和1873年英国的弗赛斯（T.D.Forrsyth）使团、1887年英国的荣赫鹏（F．E．Younghusband）探险队、1870—1885年间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N．M．Przheval’skii）组织的四次探险，足迹遍及新疆、甘肃、蒙古、西藏的许多地方，他们沿途也收集了不少古代文物，但这些探险的主要目的，是攫取各种军事情报，了解当地的政情和测绘地图， 探查道路，为将来可能进行的军事行动打基础。

1889年，一个名叫鲍威尔（H.Bower）的英国大尉，在库车附近的一座废佛塔中，偶然得到了一批梵文贝叶写本，当时在印度的梵文学家霍恩雷（R.A．F．Hoernle）博士，鉴定出这是现存最古的梵文写本，于是，新疆出土文物的重要学术价值，很快就为欧州学术界得知。与此同时，法国的杜特伊·德·兰斯（Dutreuil de Rhins）探险队，也在1890—1895年间的新疆考察中，从和田地区买到了同样古老的佉卢文贝叶本《法句经》，大大刺激了欧洲日益兴盛的东方学研究。

1899年，罗马召开了第12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会上，在俄国学者拉德洛夫（W．Radloff）的倡 议下，成立了“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人种探察国际协会”，本部设在俄国的首都圣彼得堡，并在各国设立分会，以推动在中国西北的考古调查。此后，各国纷纷派出考察队进入新、甘、蒙、藏等地区，把攫取沙漠废墟、古城遗址和佛寺洞窟中的古代文物，作为他们的主要目的。

科兹洛夫、斯坦因拍摄的藏经洞和从藏经洞中搬出的写卷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俄国科兹洛夫（P．K．Kozlov）1899—1901年的中亚探险，特别是他1908年对甘肃居延附近西夏古城黑城子的发掘；英国斯坦因（M．A．Stein）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5年的三次中亚探险，他涉猎的地域最广，收获也最多；瑞典斯文赫定（Sven Hedin）1899—1902年的中亚考察，发现了楼兰古国遗址；普鲁土王国格伦威德尔（A．Grunwedel）和勒柯克（A．von Le Coq）率领的吐鲁番考察队，1902—1903年、1903—1905年、1905—1907年、1913—1914年四次调查发掘，重点在吐鲁番盆地、焉耆、库车等塔里木盆地北沿绿洲遗址；法国伯希和（P．P－elliot）1906—1909年的新疆、甘肃考察；芬兰曼涅尔海姆（C．G．E．Mannerheim）1906－19O8年的考察；俄国奥登堡（S．F．Oldenburg）1909—1910年、1914—1915年的两次新疆、甘肃考古调查，以及日本大谷光瑞1902—1904年、1908—1909年、1910—1914年三次派遣的中亚考察队。数不清的中国古代珍贵文物，被他们掠走，入藏于各个国家的图 书馆或博物馆。在这场浩劫中，敦煌藏经洞的文献和文物，也没有逃过他们的魔爪。

斯坦因（右）、王圆箓（中）、蒋孝琬（左）  伯希和在藏经洞挑选敦煌遗书

1909年，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委托，从河内出发，经南京、天津，到北京购买汉籍。这时，从藏经洞劫得的大批文献已安全运抵巴黎，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伯希和于是随身携带一些敦煌珍本，如《尚书释文》、《沙州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敦煌碑赞合集》等，来到北京，出示给北京的中国学者，目的是买好他们，以取得在收购珍本汉籍时的帮助。

罗振玉、宝熙、柯劭忞

当时在北京的许多著名学者加罗振玉、蒋伯斧、王仁俊、董康、宝熙、柯劭忞、江瀚、徐枋、吴寅臣等，都前往伯希和寓所参观或抄录，他们为这些珍贵写本落入外人手中大为震惊，立刻上书清朝学部，电令驻兰州的陕甘总督，让敦煌县知县调查清点藏经洞文献，不许卖给外人，并让甘肃布政使何彦升押运送京，交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收藏。王道士好像早就料到这一点，在官府清点之前，他早把一些比较好的写本转移收藏起来。而前来押运的清朝官吏很不用心，并没有把藏经洞文献收拾干净，而且沿途又遗失了不少。当运载写本的大车进了北京城后，押运官何彦升并没有马上移交学部，而是拉到自家宅院内，伙同亲友李盛铎、刘廷琛等人，把其中的许多珍贵写本据为已有，然后才交给学部，入藏京师图书馆，总共约九千多件。

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右）1911年与中国官员的合影、大谷光瑞

何家藏品后来卖给日本京都藤井氏有邻馆，李家藏品一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今在台北。其他也大部分转售日本了。王道士隐藏起来的写本，一部分后来送给了斯坦因，还有一部分在1911－1912年间被日本大谷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 和橘瑞超买走，总数也有数百卷。大谷探险队的成员，没有经过考古学的训练，从他们在新疆盗掘古墓的行径来看，也不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得到敦煌写本后，既没有编目，也没有马上放入博物馆保存，以至后来流散各地，甚至不知所在。

奥登堡、刚从藏经洞取出的敦煌遗书

最后一个来藏经洞盗室仅收获并非最少的人是俄国的奥登堡。他是帝俄时期的著名佛学家，在1914－1915年间，率领俄国考察队来敦煌活动，他们测绘了莫高窟四百多个窟的平面图，还拍摄了不少照片。据说他们还在已经搬空了写本的藏经洞从事了挖掘，结果获得了大批材料，虽然多是碎片，但总数在一万件以上，它们目前收藏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因为奥登堡的工作日记一直秘藏在苏联科学院档案库，所以奥登堡如何搞到这么多藏经洞文献，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敦煌文献的被盗，是中国近代学术文化史上的最大损失之一。难怪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悲愤地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据统计，截止到2011年，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有中国的北京图书馆，藏有遗书10000余号，中国旅顺博物馆189卷，甘肃省图书馆100余卷，藏文226卷，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文物室22件，上海博物馆182件，天津艺术博物馆300余件，台湾中央图书馆153件，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20余卷。

佛说不思议功德诸佛所护念经卷下

五代归义军时期写本

1轴 纸本

提要：此书首尾齐全，纸质粗糙，为唐亡至五代归义军时期写经，15张纸，每纸长63.1cm.高26.1cm.全长九米五余，写后粘贴，有轴，一纸三十六行，行十六字。背纸有 “五百卅”等字。

国人追寻敦煌遗书的努力从未停止，此次上拍的这卷，无论品相、内容、书法遗书、历史价值等综合度之，均为上乘之作，或可为中国写经增添新的一员。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