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老子《道德经》的这句格言点明了中国文化生命的根性，只有回到“静”，一个文化才可能归位，静也是归零，让一个混乱或者丧失活力的文化回到它自身的本位上，尽管这个位置已经丧失。即，困难在于我们的文化在现代性的转换中已经不断被拔根，不断丧失着自身，那个原初的本位已经丧失，因此，有着双重的困难：一方面要重新思考传统文化中“归静”如何可能的；另一方面还要思考新的“寂境”如何再次可以生发出来。显然，这正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根本任务！

中国文化如何以寂然之境为其本根？为其最高的境界？这可能恰好是这个文化过早面对了动乱与混乱，恰好是对混沌（chaos）的喧嚣躁动更为敏感，因此才会“以静制动”，但这个静不是人类的静，人类的血气是不可能主宰自身的，它总是躁动不安的，因此需要去感应自然的静，而自然却又是变化无常的，因此要观照的是自然在变化关节之际的那个停顿，那个空隙，并且聚集那个空隙，形成新的节奏，以此重构一个可能的世界，这是庄子“庖丁解牛”所启发的“无厚入有间，恢恢乎游刃必有余地”的那个空隙，聚集那个“之间”的虚空，再塑造出一个新的自然感应的主体，并以此形成一种独特的生命感知方式，不是西方式运动与静止的对比，不是对永恒运动及其速度的追求，不是对生命悲剧性热情的歌颂，而是走向各种不同的“静感”或“寂境”的模态。

“冷静”：只有“冷”与“凉”下来，甚至倍感“寒”意，乃至于感受到极度深寒，才可能“静”；因为漫天的大雪不再反射声音，世界变得寂静，如同“雪落寒江”——冷加深着冷，一片寂然；而我们这个时代则过热，需要极度深寒才可能抵御这个时代的燥热，因此“冷感”将成为这个时代艺术的基本质地。

“安静”：只有内心安适与安逸下来，才可能静，在看淡世事变化而回到内心，面对内心的挣扎而认真地对付过，逐渐变得从容，艺术才可能获得安静的品质；因此，当代艺术的安静不是简单地为了静而静，而是有着张力，有着对不安的复杂经验，还能够抵达安静；如同倾听到“雪落钟上”的声音，有着些许的走调，有着轻微的颤栗，这颤栗却久久回响在倾听者的心中，当代艺术能否传达出这种内心的颤栗，将成为对生命心性检验的标志。

“空静”：这是受到佛教影响而出现的寂境，只有空去一切的烦恼，不计荣辱，超越这个时代的名利之争，并且打开一片敞开的空灵之境，才可能；那是面对自然的原初“敞开”（open），而这是被人类所遗忘的纯然的敞开，如同里尔克诗歌中的敞开，只有惊恐的动物们，早逝者以及深深相爱的告别者，还有那倾听神性消息而奔走的天使们，才可能看到那纯然的空无，那是不可概念化，在语言之前的敞开，才可能在面对生死之际，还能平静下来。而中国当代艺术还有面对此生死而看到自然生机的那种目光吗？如果缺乏此种穿透生死的目光，如何面对这个时代的苦涩与茫然？这是“空镜藏雪”的那种敞开，那种坦荡的接纳，那种蓦然回首的幽然之静，但依然保持为空无。

“虚静”：“静”并非单纯的静止，而是接纳运动的静动，是让“静”也运动起来，不同于动之动，这是让“静自身”有着生动微妙地运动，因此这是“虚化”运动与静止之间的对峙，模糊二者的区分，看似动其实是静，看似静实际上是静在动；这是让空白运动起来，因为空白确实是无所用的空无，但这个空静却在运动着，是虚化地运动着；这是庄子所言的“坐驰”，是心斋之“虚室生白”，而心斋乃是内心对世界欲望的斋戒，才可能让一片虚白生长出来；这是“月斜楼钟”，是倾听月光轻轻打在晚钟上的那种余音；但我们这个时代却是一个追求速度与快餐消费的文化，过于务实，当代艺术就必须开始“务虚”，在艺术形式语言上，相应地也要在具象与抽象之间来回摆动，震荡之中，借用传统虚虚实实的晃荡触感，含蓄而微妙地摆荡，让“虚”与“静”保持生发，仅仅生成为余象，通过回到自然性，以自然生成的“余象”（infra-image）来调教社会冲突的方向，把人与人的冲突通过对自然虚虚实实的模仿，来不断调节。

“镇静”：镇静，这是主体的生命姿态，与传统文化修身实践相关，无论是儒家后来“一念之微”的静坐“修养”实践，还是道家内丹吐纳的“修炼”工夫，以及佛教定慧双修的“修行”，都可以汇聚到“静坐”的止观修身活动上，这个带有静止的观看与修身活动，不同于西方的视觉感知模式，但在现代性之中基本被遗忘了；而当下的中国艺术应该回到艺术与养生的关系上，不是观看，而是“观养”，所谓的“烟云供养”，针对这个时代身体的疾病与伤害，应该从静坐中生发出一种新的灵性观看；这也是与西方现代性感知从视觉转向触觉，再向味觉的体会内在相通；这是面对“烟云吹雪”的纷纭而还有着淡定，在灾变的现代性处境下，镇定自若应该是一种新的君子风范。

“静为躁君”，当“静”成为主宰，让自然成为活化的主体，这也是一种抵制，这是针对意识形态的最为彻底地抵制，才可能扭转这个时代的乱势，为这个乱象的中国艺术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