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知情权
索尔仁尼琴说：“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们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在我认识的人中，漆澜对这种“不知情权”的维护向来是最坚决的。记得十二三年前，那时我们年轻，没有“挈妇将雏”，更没有附加于身外的职业头衔和专业标签，无所事事，也不想有所事事，才华与灵气就那么任性地浪费着，如果被人有意无意称呼为“艺术家”、“批评家”，就会半真半假地回一句“您骂谁呢”。我由于积习难改，喜欢在漆澜面前发表一些对当下文艺人事的不屑之辞。好像某一次提到一个正在举办个展的国画名家，我说这位老先生年轻时用毛笔画素描，老了老了又画出钢笔画的效果了。漆澜听了，正色道：“你关心这种人物干什么，他又不是画给你看的！”相比我大惊小怪于“风乍起”，漆澜有一种“小楼吹彻玉笙寒”的自得从容。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评判低俗，耳目已为下流所污。一句“不是画给你看的”，既有“眼珠子也不转过去”的不屑一顾，更有“我辈岂是蓬蒿人”的高蹈出尘，意味深长，曲尽其妙。
然而，真要做到“眼不见，心不烦”也很不容易，漆澜对付“过度的信息”的方法是将阅读限定于古典和经典，将爱好锁定于偏门和冷门，将工作定位于营生而非进身，将艺术定义于自娱而非阿谀，从而将心态调整为怡然且超然，将心情收拾得宁静且清静。这在不相干的外人看来或许有几分少年老成，又有一点深藏不露，甚至还有些许故作姿态，但熟识者自然明白，这是一种违世异俗的骨鲠，更是一种自我作古，当然还是一种话语策略。
友朋之间提起漆澜，会不约而同地用“聪明”来形容。在靠智商混饭吃的圈子里，能够由衷地说一个人聪明，那一定是真的聪明。我以为，过目成诵的记忆力和含英咀华的悟性，对漆澜而言只是表象，他的智力优越感来自于毋庸置疑的知识来源以及自圆其说的独家阐释。也就是说，漆澜的聪明是强势的、居高临下的。如此自信，是因为他在筛选信息时，已经不由分说地排除了“废话和空谈”，仅仅保留他认为最有趣和最有用的部分，然后反复锤炼，体会益深。外人一旦触动他感兴趣的话题，自然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即便是原本对这一话题颇有主见的人，也会被他的“语言暴力”带沟里去，一边叹服他的锦心绣口，一边在心中缴了械。
在这个信息成为负担、阅读成为快餐的时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也难免有絮絮叨叨的表达欲望。无论是头上长角的激进先锋，还是眼高于顶的借古讽今，都标榜自己拨开了“后现代”的迷雾、看清了世界和人生的某种本质。其实他们所掌握的局部真理也不过是从各种垃圾信息中提取出来的牙慧余唾，与他们一贯鄙视的“心灵鸡汤”并无二致，有鸡味儿，没营养。所不同的是，知识分子以清汤寡水的文字把自己绕晕再试图绕晕别人；艺术家则以虚头八脑的图像把自己搞蒙再企图搞蒙别人。相比于这些“知道分子”，漆澜对“不知情权”的坚持就不免有一意孤行的味道，更何况他原本文笔和画笔兼擅，面对一片嘈杂之声，偏偏要抑制表达的冲动，是需要强大的定力的，尤其是看到那些廉价的表达也能换回声名与实惠。现在看来，十年前的漆澜真有某种先见之明。如果他不是这么的爱惜羽毛，文章和笔墨自然也会秀出同侪，但是失去的是十年的沉潜与磨砺。天才都是在无所事事中憋出来的，憋得越久，出来的玩意儿越好。当然也有憋不住的时候，漆澜的发泄渠道就是在谈得来的朋友间抓住一切坐而论道的机会。只要有漆澜在，他就会把话题引向他感兴趣的内容，滔滔不竭。朋友们也习惯了由他掌握“话语权”，一方面是想听听他的高见，一方面也是觉得他憋得太久了，都让着他。
二 另一个地球仪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写过一个笑话：在苏联控制时期，一个捷克人费尽周折，终于被获准移民国外。他到移民局办手续，移民官拿出一个地球仪问他想移民到哪一个国家。这人把地球仪翻来转去，仔细看了又看，然后问移民官：“还有没有别的地球仪？”
这个笑话我听漆澜讲过很多遍，每一遍都讲得津津有味儿。漆澜就是这样，会不厌其烦地重复他认为有趣的东西，不管别人听没听过。这个笑话是对积极向上和盲目进取人生观的一种反讽：当追求本身都值得怀疑时，就再也没有什么能支撑自我了。我们的向上精神也许源于愚昧，进取之心可能来自无知，因为没有另一个地球仪可供选择，一切便都失去了意义。像漆澜这样的聪明人，是不可能没有这种虚无感的，但又不能一直和俗世处于紧张状态。才华和情趣会自然而然地融入那些不得不完成的事功之中，世故人情也不允许一个洞若观火者闲置他的生花妙笔，于是这十几年来，他的文章和绘画还是为他赢得了“批评家”和“画家”的声名，只是我相信这一切并不是他最想要做的，因为工作的情景和过程不够审美也不够纯粹。相比而言，他在“业余爱好”上投入的精力和获得的乐趣反而更多。
漆澜持续多年的爱好之一是收集印石。这一爱好需要知识储备、需要审美判断、需要四处寻觅、需要一见钟情、需要细心呵护、需要大胆取舍、需要一掷千金、需要愿赌服输，不仅可以打发闲暇，也能满足虚荣。我觉得，漆澜对印石的痴迷，除了这种天生尤物难以抗拒的诱惑力，还由此体验到了一种无可辩驳的权威感觉。作为稀缺资源，好的印石多囤积在一些质而无文的大小土豪手中，其制作工艺又由一群幼而失学的民间艺人掌握。漆澜以其对印石品类优劣的慧眼以及对印钮雕刻古法的谙熟，并随着其收藏日益宏富精美，在这个不大的圈子里很快有了说一不二的江湖地位，引领趣味，引导格调。我不认为这是大材小用，也不是降低身份。与其在众声喧哗的“文艺界”寻觅知音，倒不如回家把玩那些无言而可人温润的石头；与其和那些自以为是的“知道分子”虚与委蛇，倒不如给求知若渴的民间工匠传道解惑。在某个领域拥有“教主”般的权威地位，对漆澜这样聪明劲儿“淤出来”的人是一种良性的排遣。相比“有涯之生”，更为看重“无益之事”，是我评判一个人是否有趣的准则，而无趣的人注定没有一鸣惊人的潜质。
多年来，我一直以阅读趣味来判断一个人是“非我族类”还是可以“同声相求”，其中屡试不爽的一招就是对《红楼梦》的阅读态度和理解深度。经史子集固然多有值得反复阅读的篇章，但《红楼梦》这样“通俗”的“古书”却是最为性情和通透的文字。一个中国“读书人”，如果对《红楼梦》提不起阅读兴致，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的一切创作的根基和品质就令人质疑。这是我的固执和坚持，从不因人而异。高兴的是，在《红楼梦》的问题上，无论是对文字美感的微妙理解，还是对人物命运的由衷感叹，尤其是对曹雪芹悲天悯人情怀的心领神会，当然还有对高鹗狗尾续貂的嗤之以鼻，甚至包括对“红学家”们爱憎分明的阵营划分，我和漆澜都有高度的共识。由此，我能理解漆澜的固执与固守。性情和才气会在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的社会化生活中消磨殆尽，只有保持心灵的洁癖和自由癖，才不会深陷媚俗的漩涡。米兰•昆德拉还说过：“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超人，强大得足以完全逃避媚俗。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媚俗都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不能“完全逃避”，那么宁可向“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林黛玉致敬、与“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贾宝玉为友、和脱胎通灵的满床印石相伴，也不愿意煞有介事地把某种公认的世俗价值奉为人生寄托。漆澜将“虚拟化生存”看得比普世逻辑更重要，他宁愿选择沉默，除非是你是他心目中可以交流的二三子，而如果你还要不合时宜地当面宣讲世俗经济，他会毫不留情地请你“到别的屋里坐坐”。
三 是时候了
四十不惑，到了出手的时候了。
这些年来，朋友们也都劝过漆澜多画一点，他却表现得并不着急。直到这两三年，漆澜偶尔会不经意地拿出一两件作品，很自信地试探朋友们的反应。我的第一感觉是与以前见过的完全不一样了。
绘画，漆澜是科班出身。以前见到的大多是水墨，笔性洒脱，无典故习气，却有斯文之风。可以看出，漆澜很早就摆脱了中国画这个迷魂阵，穿过各种话语陷阱和技术挑衅，清醒地挑出与自己的性情相匹配的笔墨语言，不迷信、不纠结。我觉得是颇有可为的，可是漆澜并没有继续“为”下去。
对一种文化传统理解得越深入，在时过境迁的当下，就会对其“复兴”的可能性越悲观。更何况，越是聪明的人，越对终其一生只是“传承”其中的一鳞半爪不感兴趣。漆澜曾经津津乐道于董其昌，但是他很清楚，现在和将来的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再出现董其昌这样的人物。我想，这或许就是漆澜不肯把水墨画下去的原因，至少不愿意顶着“中国画”这顶不合时宜的帽子画下去。
还是在朋友的催促下，漆澜最近被迫勤奋起来了，终于有了够开一个画展的作品，取名曰“再见，董其昌”。我想说的是，对那些能力只够拾前人牙慧讨生活的人来说，即便你不愿和董其昌说再见，董其昌也不爱搭理你；而对漆澜这样的主动抽身者而言，即便渐行渐远，也许还会在某个拐角处遇见董其昌或别的故人，心情好的话，可以停下来谈谈心，心情不好或急着赶路的话，也可以视而不见。离开的，至少曾经爱过；留下的，最多附庸风雅。与其藕断丝连，不如一刀两断；与其拉拉扯扯，不如潇洒地走；与其借尸还魂，不如浴火重生。
人到四十，今是昨非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或多或少都有点“立言”的愿望。十年的沉潜，以漆澜的悟性，无论艺事人生，该想通的应该都想通了。他决绝到把过去的作品作为新作的“肌理”，然后肆意涂抹，甚至撕碎后用作新作的“材料”，足见他已经在明明白白地告诉别人：“我现在怎么玩儿都有道理，你们就瞧好吧。”不过作为老相识，我还是宁愿把这个期待已久的个展看作是朋友之间的观摩交流，这样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呵斥那些说“看不懂”的人：“又不是画给你看的！”至于我自己如果也看不懂的话，那只能怪十年来的学而不思、述而不作，又落后了。反正面对漆澜的这批新作，除了直觉的好，在他本人没有做出权威解释之前，我是不敢置喙的。我只敢以诗祝贺：“莫道前路无知己，一枝红杏出墙来。”
【编辑：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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