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丹托:一位值得关注的分析哲学家
0条评论 2014-02-13 15:14: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悦笛

艺术哲学家阿瑟·丹托

艺术哲学家阿瑟·丹托

阿瑟·丹托(ArthurC.Danto),是当今美国重要的分析哲学家与纽约文化界的领衔人物,于2013年10月25日病逝于纽约晨边高地寓所,享年89岁,被赞誉为为数不多的“刺猬型”思想家之一。

丹托1924年1月1日生于美国密歇根州安阿伯市,在韦恩大学学习历史直到1948年,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并获得博士学位。从1951年开始,他长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并从1966年起任约翰逊教席教授直到荣休。他曾经出任美国哲学学会主席、美国美学学会主席、美国《哲学杂志》编委会主席,并多次获得学术嘉奖和图书奖励。

丹托的研究领域非常广阔,涉及分析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哲学心理学、哲学史等,对于语言、知识、情感、视觉、再现诸种理论都深有研究。他撰写了大量专著,可谓著作等身,晚年仍笔耕不辍。他最早从分析哲学的视角入手,曾做哲学史的专门研究,代表作有《作为哲学家的尼采》和《萨特》。这项工作使他成为了在“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之间最早建设桥梁的先行者。对于哲学的基本理解方面,从早期的《何谓哲学》的小册子到《与世界相联:哲学的基本概念》这本言简意赅的著作,丹托都在做着非常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哲学思考。此外,《身体与身体问题》则关注了心灵哲学当中的身心问题。他的眼光也并未囿于西方,还出版了《神秘主义与道德:东方思想与道德哲学》这样的著作,主要聚焦于佛教伦理问题。

在分析哲学的创建方面,丹托重要的著作分别是《历史的分析哲学》、《知识的分析哲学》和《行动的分析哲学》。其中,《历史的分析哲学》在整整20年之后被扩充为《叙事与知识》得以再版。《历史的分析哲学》具有显著的开拓性,证明了作为历史思维特性的决定性因素——“叙事性特征”,这使他的哲学观念虽然来自分析哲学,但却又做出了某种超越分析哲学的努力。如果从历时性的角度看,丹托从早期的分析哲学研究开始,经历了对“历史叙事”的研究,晚期终于走向了对分析美学的关注。他有分析美学的“三部曲”,正如他自己所言,《平凡物的变形》是关于“艺术本体论”的,《艺术的终结之后》是关于“艺术史哲学”的,《美的滥用》则是直接关于“美学”的,当然,使之闻名世界的还是其中提出的当代“艺术终结”论。此外,丹托还出版了一系列艺术专著,包括《哲学对艺术的剥夺》、《艺术的状态》、《遭遇与反思》、《超越布乐利盒子》、《游戏在边缘》、《艺术的觉醒》、《未来的圣母》、《哲学化的艺术》、《安迪·沃霍尔》、《何为艺术》。

尽管一生著作三十多部,但分析哲学始终是丹托的哲学视角,2008年,笔者访问过丹托,他认定:“严格地说来,分析哲学并不是一种哲学,而是能够用于解决哲学问题的一套工具。我认为,如果没有哲学问题,那么,这些工具便毫无用处。比如在我的《历史的分析哲学》一书里面,我便使用了这种工具去建构历史语言的显著而特定的特征,其结果就是为了去解决历史知识的某些本质性的问题。”当时我还追问他:您的历史哲学与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White)的“元历史”观念存在哪些关联呢?丹托认为,怀特并没有关注到——将历史作为知识的——那种历史表征的问题。丹托认为,“元历史”观念只是关于修辞的,其所关注的只是人们感觉过去所产生的变化而已。

在与丹托对谈当中,他曾一语道破其历史哲学的核心理念——所谓“叙事句”的观念,一个叙事句所描述的是以晚近的某一事件作为参照的一个事件。他具体解析道:当我说“彼特拉克开启了文艺复兴”的时候,或许,这就是第一个文艺复兴事件;但是,文艺复兴包含了成千上万种活动。彼特拉克的任何同时代人都不能说:彼特拉克已经开启了文艺复兴,因为他们缺少的就是所说的知识。因而,一个叙事句是根据未来去描述过去的。丹托对叙事句的“真值”的这种分析,本质上仍是非历史性的,更多是对历史进行叙事的句子进行“时间性”的抽象解析,但可以肯定,目击者对这种叙事的“真”的确是无知的,但历史学家认其为“真”的时候,就已经设定了两个分离的时间点。从未来看过去,这种以今释古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向后看的中国思维方式亦是切近的。

其实,丹托利用分析哲学的工具是为了发展出一种新的哲学,特别是在历史与艺术领域。当笔者问道:似乎分析哲学在耗尽能量,您认为分析哲学及其历史终结了吗?他直截了当地断言:分析哲学史就是发现哲学分析的工具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可能并没有终结。对于同代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家,丹托回答:如果理查德·罗蒂是一位新实用主义者的话,我们还需要意识到罗蒂所使用的工具,就是要展现出哲学并无用处从而摧毁哲学的工具。罗蒂的观点,就是要去替代对哲学的建构,而我们要尽量去做那些有用的事情——诸如帮助人们获得自由,使得他们更幸福地生活。由此看来,丹托的思想当中也包孕着新实用主义的某种取向,这是他作为美国哲学家的独特品质。

《纽约时报》刊登的长篇讣告似乎要对这位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与贡献盖棺定论,但笔者对此却并不满意。因为,仅仅从短暂的社会影响力而非长久的学术贡献上来评估丹托,是远远不够的。不能仅仅将丹托视为艺术哲学家,他其实更是一位分析哲学家与历史哲学家,笔者与丹托的美国同事、友人都认同这种说法:“我们失去了这个时代的一位伟大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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