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居翰（James Cahill）最后一篇博客的开头，他写道：“我现在差不多被床困住了，并且不得不意识到未来也将如此。”所有人都没想到“未来”只有一个月这么短。但是极为慷慨而周到的他，去世前已与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谈妥，捐赠了藏书。继 “贡布里希图书室”之后，那里会再成立一间“高居翰图书室”。

2006 年的一次心脏手术后，高居翰的身体就未能完全恢复。病榻上的日子，他在学生们的帮助下完成了一套论述中国早期绘画的演讲视频，他把演讲视为自己晚年最为重要的成果：“如何才能将我头脑中的东西传达出去，这些浩瀚的信息、图像和想法无法复制到另外一个人的脑海里，所以就需要以交流的形式进行保存。”高居翰生前计划撰写的一套五卷本的晚期中国绘画史，时间跨度从元代写到 1950 年，但完成前三卷后，他对中国绘画史的看法以及研究重点都发生了转变，因此改变了写作计划，并未把后两卷整理成书，读者只能在他的个人网站上看到一些相关的论文和记录。

对于高居翰的中国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杨乐来说，他的突然去世也带来了极大的遗憾：两本原定于 2013 年底出版的著作《图说中国绘画史》（Chinese Painting - a Pictorial History，即他的成名作《中国绘画》）和《致用与娱情的图像：大清盛世的世俗绘画》（Pictures for Use and Pleasure：Vernacular Painting in High Qing China）未能按计划出版，也没能让他亲眼看到。最后他虽然无法自己用电脑打字，仍口述了中文新版《图说中国绘画史》的序言，由助手代为发出。然而他晚年的其他新计划，目前只留下零散的口述录音。

高居翰曾师从密歇根大学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玉器和绘画的权威学者罗樾（Max Loehr）以及京都大学著名东亚艺术史学者岛田修二郎。关于他的学术成就，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他成功将海外汉学研究与德国传统的艺术史研究相结合，树立了通过风格分析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典范，对 20 世纪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贡献极大。他的著作不仅被列为西方的中国艺术史专业必读书，也是许多非专业读者，甚至是国内的非专业读者进入中国传统绘画的普及读本。不过，对于他的学术水平和贡献，诸多国内外学者评价各异。高居翰是个爱争论的人，坚决维护自己的学术思想，但同时又很活泼，有很多朋友。他与美国另一位著名的中国艺术史专家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在学术上争论了 50 多年，后者却第一时间答应撰写回忆他的文章。他多年的好友、同为中国艺术史学者的徐小虎（Joan Stanley-Baker）说：“他是一个多面的人，不是窄窄的学者，Jim（James 的昵称）的个性和他的人一样，胖胖、多多的。”

在世界各地看画、拍画

班宗华说，所有和高居翰一起看过画的人，都会想把经历与别人分享。令徐小虎记忆犹新的那一次发生在香港，十分有趣：“我记得我和他去一个小铺子里看一本画册。他看得很仔细，那本册页很精致，人物细得不得了，但是我认为它精神上没有什么东西，就哭了，我很容易激动、流眼泪。他说你怎么了？我说，哎哟，我在想这个人的生命多可惜，一辈子花了那么多精力，那么用功地做出这么无聊的作品。他说，哈，你这个人，真扫兴！”

高居翰可能是最早致力于制作中国传统绘画图录的学者之一。上世纪 50 年代，他是瑞典学者喜龙仁（Osvald Sirén）的助理，喜龙仁当时正为一套亚洲艺术丛书拍摄他所能见到的中国传统绘画和雕塑，高居翰后来也走上了这条路。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美术馆看画的同时，拍画存档并尽可能分享给需要的人，也是他的一项重要工作。

1955 年，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高居翰就来到当时还在台中的“国立故宫博物院”拍了一些照片。1959 年，为了写作《中国绘画》，他再次来到台中看画、拍画。现任台北故宫副院长何传馨在接受采访时说：“高居翰与台北故宫的渊源颇深，他在 2005 年专门写了一篇《国立故宫博物院在我学术生涯中的位置》，刊发在《故宫文物月刊》第 272 期中。”他在“国立故宫博物院”最重要的一次拍摄是 1963-1964 年，那次他申请到美国的国家基金，带着一个专业团队，把他认为值得拍的中国画全都拍了下来，最后制成三份幻灯片资料，一份留给了台湾，一份给赞助者，最后一份不是给自己，也不是给当时任教的大学，而是给了母校密歇根大学。徐小虎回忆说：“密歇根大学就发了通讯出来，让世界各国学者、收藏者购买这些宝贵的参考资料。我们就去买，都是 8×10 的大图，让我们看到了书里没有的东西。高居翰从 50 年代就开始做这个工作，是第一代。日本的铃木敬是第二代，他带着东京大学的团队，把台北故宫以外，世界各国、包括日本的收藏拍出来，出了 5 大本《中国绘画总合图录》。国内的徐邦达、谢稚柳，是第三代了。中国的团队出去拍画之后，同一张画下面就有了‘真’、‘伪’、‘待考’、‘抄’、‘模仿’等鉴画批注，世界上第一次有大学者能够对同一件作品同时表达不同的看法。”

“忙着拍照”也是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单国霖对高居翰最深刻的印象。1982 年，高居翰带着一个代表团来到上博参加讨论会，上博招待他们看了一大批珍贵收藏，连看了两天。

极慷慨的学者

高居翰几次来上博时，单国霖都没怎么和他交流：“他中文不太好，我英文也不太好。”直到 1989 年，单国霖应高居翰之邀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在他家住了几天，又听了他的课，两人才熟悉起来。单国霖说：“他给我看了他保存在学校博物馆的收藏，颇有一些好东西，上课的时候，他也会拿出来给学生看。”

在与三联书店协商出版事宜时，高居翰特别重视的是图片，要求图片要尽量印得大些，便于读者细读，但价格要便宜，让学生和一般读者买得起，“不要做成豪华的精装大册”。当然，具体到每一种书，他也会有些特殊的要求，比如《不朽的林泉》和《图说中国绘画史》，他就希望比原来几种研究性的著作采用更多彩色图版，做得更精美一些。他还多次跟编辑杨乐抱怨美国的书价太贵，“根本不是普通学生能买得起的”。杨乐说：“他可不希望自己的书出来后被束之高阁，而是希望更多的人能阅读甚至提出批评。”三联的版本出来后，他很喜欢，评价说“handsome”。

对于高居翰慷慨的个性，班宗华与徐小虎更是深有体会。他们都不是高居翰的学生，但若要请教问题，他都尽量详尽地回答。徐小虎说：“他很大方的，你不是他的学生，要跟他学，他也会带你。为了中国艺术史这门学科，他毫无保留，不珍惜自己的时间和体力。他去拍画，拍出来就是给大家的，不会自己藏。有些学者，拍出来就是自己的宝贝资料，不给人家看的。”

2009 年，徐小虎最后一次去高居翰家里看他，那时候他在温哥华，已经不能爬楼梯了，但是拼命在做“溪山清远讲座”，也就是现在网上可以看到的那些关于中国早期绘画的免费视频。“他可能感觉自己时间比较少了，要赶紧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免费提供出来。他的目的不是要成名，而是要让世界认识他的最爱：中国绘画。”

赞誉与微词

高居翰在研究绘画时，深入挖掘了时代环境、政治背景及画家的人格精神对作品的影响，这对许多西方学者来说，是一项重要但又不太愿意做的基础性工作。徐小虎认为：“正是因为有他为我们铺路，使得我们能专注地研究艺术史，而不是艺术家史，能够专心去研究主题本身，即书画的结构、形态、时代风格等。在欧美，很多人如果不了解艺术家这个人，不知道当时的环境，就会对他的艺术不感兴趣。高居翰最大的贡献，是告诉世界，中国曾有这样一些人活在这样的时代里。”

何传馨认为高居翰很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论证了西方版画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单国霖则提到，高居翰注意到了诸如张宏这样被我们自己的美术史忽略的画家，从他们的画中看出了“市民意识”和世俗画的发端，“很有启发性”。

然而不少国内学者对高居翰看画的水平都颇有微词。他的中文水平不如日文，说和写都有困难，在阅读文献时经常要靠学生翻译。单国霖回忆说：“他对文献的认识不太深入，不太认得草书，编图录的时候，他让我提意见，我发现有些字认错了，印章也没有认出来。我们国内的绘画研究，比较重视文献、题跋、印章，不在意的是绘画的构成和主题内容，和他的方法不一样。”或许正是因为研究方法上相差太大，高居翰虽然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在不少国内学者眼中却不过尔尔。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书画鉴定专家王连起干脆直截了当地说：“他看画的水平太差了，都不能算看画。”

而同样由西方高等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徐小虎，虽然学术观点与高居翰不同，但对其方法论却很认同：“他很特别的地方是，会透过画的构图、母题，讨论画家的身形等等，我想国内学者不大做这个。我觉得国内学者的做法，从唐太宗或者更早就是错的，因为他们在找名人之作，名，不是美。因此他们看印章、题跋，不看画，就好像我在和你讲话，只是看你的衣服装饰，但你人怎么样我完全不记得，多奇怪。我觉得我们的研究方法需要更新。”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