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晚餐

赤裸的身体、反光的粘液、密密麻麻的苍蝇、脏兮兮的公共厕所,第一次看到《12平方米》的照片,震撼、血腥、肮脏、恶心与不解瞬间充斥着记者的心。但它却是中国实验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在各种实验艺术史著作或者以张洹为主题的画册当中,都是不可缺少的作品。

这一作品是在东村最脏最臭的那个12平方米的公共厕所里完成的。全身赤裸的张洹在身上涂好鱼腥和蜂蜜,端坐在厕所通道上,他不仅要吸引苍蝇的侵袭,还要忍耐夏日中午不断发酵的厕所臭气。

“整个世界只有苍蝇飞来飞去的嗡嗡声和我的快门声,张洹一动不动,任凭苍蝇盯爬在他的身上,直到60分钟到了,才站起身来往外走,慢慢没进厕所后面的湖里。”戴上口罩的荣荣,相机镜头始终跟随着张洹,他这样描述行为艺术的现场。有村民走进厕所,一看这情形,马上又跑出去……在外面嚷嚷着:“太缺德了,怎么能光着身子在厕所里呢?用那么长时间,大夏天的,也不怕把他憋死?”

村民们并不知道,这个行为是张洹为当代艺术家艾未未做的,因为艾未未告诉他,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全家被下放到新疆,每天清晨他都要和父亲艾青清扫好几个其臭无比的厕所。

照片洗出来后,张洹看了很是吃惊,说这照片的结果把整个行为给抽象化了,也更具有凝聚性。艾未未看后也觉得挺好,选了一张作品,用在杂志《黑皮书》里。

一周后,张洹实施了《12平方米》的续篇《65公斤》,延续受虐倾向。65公斤重的他赤身裸体,被铁链捆绑后吊在房间的天花板上。鲜血顺着抽血管从他的脖颈滴到电炉上一只加热的白瓷盆里,血滴在炉上慢慢变黑、变焦,散发着怪味。在那个挤满外国人、国内批评家、摄影记者的房间里,弥漫着死亡来临前的恐怖。

“当天晚上,艾未未请我们十几个人在东村的小饭馆一起吃饭,为张洹行为的成功而庆祝。但没想到,那竟然成了东村最后的晚餐。”荣荣说。

第二天中午,讲述与生命本质有关的行为项目《芬·马六明的午餐》开始了第二次表演。秀发披肩、赤身裸体的马六明,脸部和手都化女妆,颇为女性化的形象让人产生错觉。他轻轻拧开煤气,把锅放上,倒入土豆,回头从身后摘以树叶,写上什么放进锅里。二十分钟后,锅里冒着热气,他又轻轻摘下手表、耳环一并放进锅里。不久后,他打开锅盖,捞出土豆,用锄头将土豆埋在院子的树下,然后返回屋内,着衣而出,完成了表演。

然而,谁也没想到,这次表演给东村带来了没顶之灾。表演结束后没多久,马六明家所有在场的人都被押上了警车,不由分说地全部带走。荣荣因和张洹、诅咒、孔布先去了外面吃饭,躲过了一劫。大家四散“逃难”,不敢再回东村的家。

荣荣猜测,应该是前一天张洹的表演引来村民的不满,向公安局报了案。“公安局把缴获的马六明的录像带拿去给某高校的专家看,专家说这个不是艺术,是作黄色表演。马六明就和流氓、小偷关在了一起。其实这是个误会,说明这些专家对西方艺术一无所知嘛。在西方,行动派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活跃,杜尚、达达派、维也纳行动派都非常有创造力。相较而言,我们当时还是比较闭塞的。”

就这样,东村不复存在。荣荣一直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在北京彷徨了两个月后,他回到了福建老家。一张他幼时和父母睡过、现已被遗弃的旧床,让他的心起了涟漪。荣荣把相机当观众,脱去衣服,再次成为一个“婴儿”,躺在空空的床上,复活天真无邪的孩提时代。他成了自己行为的记录者。

消亡与疏离

1994年9月,荣荣重返北京,搬进了六里屯。被释放的马六明以及张洹、苍鑫、徐三、孔布、朱冥、诅咒等人也都找到了新的住处,虽不能像在大山庄时那般亲近,但他们住得离大山庄都不远,不需要太多协调就又凑到了一起。

他们仍将自己视为东村的一分子,调侃说分开不过是开始了一场前卫艺术家反抗压制的“游击战争”,东村式的艺术创作还在继续。《踩脸》《原音》《九个洞》《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第三种接触》《铁箱》《鱼孩》《行为6号》《行为7号》《为鱼塘增高水位》等行为艺术作品相继问世。

荣荣透露,“后来,我们东村变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名字,有人做行为,有人做裸体,还在艺术圈里实施了扔蛋糕事件、泼墨行为,有小部分人觉得这令人费解,觉得东村人都是疯子。”

1997年,段英梅移民去了德国。第二年,张洹移民到了美国。徐三回了湖南,王世华、高扬、孔布、马宗仁回到内蒙古,马六明、朱冥、苍鑫、诅咒和荣荣留在了北京,他们的艺术创作各自独立进行。

2003年,大山庄也消失在了地图上,这个村子被规划成朝阳公园,东四环从村中穿过,把村子分割成了两半。消亡中的东村被荣荣的相机记录下来,凝结为回忆。

“后来,大家的关系开始有一些疏离了,而且很多行为艺术家开始防备摄影师。因为当我拍摄这些行为艺术家的行为,成为我的作品后,对他们是一个打击,他们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我的行为会变成了荣荣的摄影作品?”荣荣说,其实这些行为艺术家这个行为最后的传播是通过照片,让很多人知道,北京有这样的一些行为艺术家。比如1999年,我的照片在东京展览,日本就了解了北京东村的这些行为艺术家,邀请他们去参加艺术节。

“现在你们还有联系吗?”记者问。

“偶尔有。但是不像20年前,亲密无间的。”

时而黑暗时而光明

如今,东村艺术家曾经追梦的那个小村子已经被商业地产包围,曾经租住在农舍里的荣荣也与日本摄影家妻子映里创办了三影堂,拥有了一个庞大的摄影空间。

荣荣告诉记者,每当他路过老东村都会产生一种错觉,“对我来说,那真是一个黑色的年代。”

“黑色指的是?”记者问

“现在在看这些照片的时候,让人感到很压抑,确实那个年代、那里头有很多困境,也有很多快乐,但是我们要承受很多,可以说像过街老鼠一样的。周围的人都会觉得你有病吧?你拍这些东西干吗?你们是不是在吸毒?哪能吸毒,房租都交不起。和这些人相处是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折期,也是艺术历程里非常重要的转折期,我们非常怀念那个年代。”

“这样的生活在别人看来是黑暗的,你在其中看到了光明吗?”

荣荣沉思,“时而黑暗时而光明吧。有时好几天见不到人,没有人交流,突然有人想跟你交流了,想看你的作品了,又打开了一个世界。”

“在看似颓废的作品里,你想传达的究竟是什么?”

“要传达的是作为一个独立艺术家的态度,他们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

“对于读者来说有什么意义?”记者追问。

“对他们来说,可以了解那个时候东村艺术家们是怎么熬下来的,他们有怎样的忍耐力,他们怎么能坚持自己的理想,他们为什么没有放弃。其实有些人也放弃了,但是他们中的有些人今天成功了。很多人看到了他们今天的光环,但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到他们的探索和坚持。”

“三影堂面积这么大,租金不便宜吧?”

“是的,不便宜。”

“我不是想做商业,而是做一个艺术的空间。三影堂的展览不仅免费提供给摄影家,甚至有些还要给他们参展费,我们举办了六届三影堂摄影奖,最高奖的奖金8万元,我们也不收门票,大家可以免费来参观,几乎没有盈利。”

荣荣说,如今在我国最好的美术馆里,给摄影的空间还很少,三影堂就是为摄影量身定做了一个空间,不仅仅是展现我、展现年轻人,也把一些国外的艺术家带进来,让大家了解这些影像诞生背后的故事。

【编辑：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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