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东： 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摄影师

《北岳生云》摄影装置

《站在船头的人》

坦称自己早期是一个学术控类型的摄影艺术家，在最初接触摄影时，当代艺术的种种理念便引导着自己的思考指向了视觉图像与观看权力的问题核心，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有关呈现的呈现”、“视觉实践背后所隐藏的有关权力话语本身”、“元摄影”晦涩而耐人寻味的话题。随着对思考问题核心的涉入，摄影对蔡东东来说似乎已经完成了其自身的使命，或许许久以前摄影便已不是他表达的承载。在面对各个时期的摄影潮流时，蔡东东总是以一种“反图像”的姿态站在了潮流的对立面，看似叛逆的表象实则是一颗冷静的心与不愿重复自己的态度。

告别对摄影本身的迷恋

记者：相比一些传统意义上的摄影，您的许多作品更加偏好于呈现“作品”创作的现场，您似乎更想告诉观众一张摄影作品是怎么产生的？

蔡东东：大概是从2005年开始我就放弃了作为摄影艺术家的身份，摄影只是我用来引入我所看到问题的工具。我觉得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摄影师，一个三四岁小孩拿起手机就会拍照片，摄影本身已经成为了每个人身体机能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摄影这回事了。现在的摄影师应该叫图像采集编辑师。

记者：您有过一段在新疆当兵的经历，是否那会儿摄影就已经成为了您在部队工作的一部分？

蔡东东：我的部队在茫茫的戈壁滩里，是一个新组建的部队，我参与了这个部队组建的全过程。除了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外我还担任了部队摄影师的职责，所有的活动、会议，还有士兵训练的过程都需要被记录。当时条件很差，连三脚架都没有，我记得我一天能手持拍摄200个人的一寸照。在日复一日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后，当我从部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专业的摄影师了。

记者：从单纯美学的迷恋过渡到探索摄影背后的思考，这种转变是一种顺其自然的过程还是由某个契机促成的？

蔡东东：在部队的时候，大概是1997年，没有任何可以学习的资料，我胡乱地邮购了一大堆摄影学习资料，其中有两本书，阮义忠写的《当代摄影大师》和《当代摄影新锐》，这两本书对我后来的摄影艺术影响比较大。

记者：这是否与当时部队艰苦贫乏的环境有关，激发您更渴望从外界获得一些新的东西？

蔡东东：这要看个人啦！每个个体的需求不一样。

记者：美术史经典作品的挪用是许多评论文字对您几件代表作品的描述，如《腊月初八》、《给予》，还有《九宫格绘图》，对于“挪用”两个字的说法您是否认同？

蔡东东：我觉得我没有挪用。每一次创作都会有一个事先构思好的观念，然后在古代已有的图像里发现了和我的创作在同一个线索上的作品，我是利用了它们做了一种再创造！研究美术史里的图像与研究当下的图像问题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

记者：作为一名视觉工作的艺术家，如何从这种淹没性的图像里脱颖而出？

蔡东东：我觉得首先要摆脱图像对你的控制，一定要很清醒地认识到，因为我们每天看到太多的图了，摄影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它的欺骗性，它是一个狡诈的媒介，它无法记录和表达真实，摄影将其呈现的真实性将“真实”推开，使现实离我们更加遥远。我的作品试图提醒人们认识到图像对生活的干扰与干预，如何用相机记录事实，然后再传播出去，这完全带有极大的主观操控性。

记者：所以您拍摄的一些“作品产生环境”的作品更多是为了让观众了解摄影图像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但这个试图还原客观的行为同时也是主观的，这个悖论似乎是无法解决的。

蔡东东：质疑某个事物最好的办法是用它本身来提出问题，发现问题。

记者：您近些年的创作除了摄影之外还有一些装置类的作品，近些年还参与了许多艺术项目的策划，当下是否面临着一个新的身份转换？

蔡东东：我其实从三年前开始就不怎么做摄影类的创作了，开始慢慢地转向更加社会性的一些项目。去年我和其他两位艺术家胡尹萍和姜波策划了“大哲学家”项目，其中包括两个社会性实践项目“乡村马戏团”、“长安街汽车拉力赛”，还有现在正在进行的“额滴神呐”。

我觉得未来的艺术一定要走到大众里去，也必定会消失到大众里去。现在已经看到这种格局变化的苗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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