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西泠春拍：钓鱼岛及中日关系文献专题
这一批由日人胁川文近上款、时间跨度约在1911～1932年间的中日相关的文件，内容丰富，数量繁多，姑且按照形式内容将其分为地图、信札情报、文件公函、便笺证明书、演说词、清单帐表六大类。由于涉及到当时政治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可以反映出中日关系在民国初年的状况，体现出日本在外交政策上对华态度的双面性，是中日关系新发现的一手材料，也可以说是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一座小宝藏。
章炳麟、姚震、吴醒汉、陈以益、石光真臣、桂太郎、梅泽道治、大冢彪雄、平井晴二郎等与胁川文近往来书信及有关中日关系文献一批。
说明：胁川文近，曾任北京驻屯步兵队陆军通译，化名平井勘藏。他在中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收集青岛等地区的情报。此批即为当时在中国活动之遗物。多存实寄封。
首先，拍品中昭和七年(1932)由日本水路部发行的地图可能会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尤其因为其上列入“尖头诸屿”范围内的“鱼钓岛”，正是近年来中日争端的焦点——钓鱼岛问题。这份地图表现的基本是1926年的航道，并增加了到1931年的水文数据，钓鱼岛附近的水文资料则是1915年测量的。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趁清廷无暇顾及之际，又窃取了钓鱼岛，这份地图发行的1932年，正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后，成立“伪满洲国”的时期。此时钓鱼岛已被其窃取，而又由于美国在1970年代将钓鱼岛“施治权”让渡给日本，并且冷战格局形成后搁置的策略，导致钓鱼岛归属权悬而未决，然而在冷战早已结束的今天，这个问题的相关疑问和解决之道逐渐浮出水面，而且因为其历史脉络的历历可见，愈发明晰。
拍品中一通章太炎致松平领事的信札颇值得玩味。1913年，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章炳麟觉察其祸心，冒危入京，欲与其辨理，却被囚禁在龙泉寺中。此后护国运动兴起，爱国人士发动了对袁氏的讨伐，1916年袁氏卧病呕血，章炳麟才得到机会，通过其友人与日本海军增田大佐等人之关系，着和服出逃，计划从铁路直抵天津，在自定年表中，他记录了这一段出逃：“至期，日本驻津领事密携宪兵迎于车栈。既发，未上车，侦者踵至，称汝负我钱，何故脱逃。取指环及常弄古玉去，群曳以走，日本军官与焉。领事所携宪兵前进，夺军官去。余被曳至巡警总厅。时世凯已病，警力气亦衰，但促归邸而已。”说明了在当天逃跑而未成，当时日本驻津领事特携带了宪兵在车站密迎保护章炳麟及随行的日本军官，但是后来章炳麟被侦探席卷而去，带到警署盘问又被送回住所，故信中称“关吏作慝，不果成行”。而这位当时默默迎候保护的正是这通书信的上款人，日本驻天津管理通商事物总领事松平。六月六日袁世凯去世后，二十五日章太炎顺利抵达天津，同晚登舟发往上海。这通信札或许就写于登舟之前，在“大难既夷”之后，对松平的“枉迓”深表感谢。
2014西泠春拍：钓鱼岛及中日关系文献专题
拍品中众多书信的上款人是一位叫胁川文近，又称胁川寿泉的日本人，此人曾与孙中山有过往来，但对其究竟是襄助共和，抑或贯彻日本在华的殖民政策并进行间谍活动，则并不十分明确。从这批书信中可以看出其与中日两方面的联络。首先，胁川文近是以北京驻屯步兵队陆军通译的身份来到中国的，并且他还曾在外务省出资经营的顺天时报社工作。支那驻屯军建立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当时日本获得了在中国境内驻扎军队的特权，占据了北京和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十二个战略要地，开始实施侵华的大陆政策。《顺天时报》则是1905至1930年间由日本驻华公使馆创办的、完全由日本人主办的近代报刊，曾经在京城风靡一时，表面上持亲华态度，但实际上也在广泛收集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并调查中国的矿产资源。其次，胁川文近也在协助中国的革命行动。在与胁川文近往来的信函中，时任鄂军军务司长的吴醒汉写道：“自敝国义起，阁下热心襄助，经营一切”，吴醒汉曾加入孙中山创立的中华革命党，并支持倒黎反袁的运动，事败后屡次赴日，从信中可知胁川文近参与了支持中国革命的活动。并且，在“苏杰”(亦为日本人化名)写给胁川的信中，还可知他们曾经协助孔庚“脱出”，并支持了护国运动后山西独立的运动。当时孔庚曾经通电反袁，被阎锡山免职。而在一批函件中还提到“最好能将金永炸死”，金永在当时是山西巡按使，负责山西全境的治安，并监控阎锡山的活动。
从松平领事为胁川文近颁发的“执照”来看，胁川文近曾被派往天津，并在去往天津前赴京兆直隶山东、陕西、陕西省等地方“游历”，其实这是驻屯军方布置的任务，令他旅行并写调查报告，汇报陕西等各省省所在军队、行政官员及地方有力者对时局的态度及感想，亦有对内蒙地区及情况的调查报告。拍品中还包括了写着“极秘”的“隐语表”，从其中可知当时在暗语中将袁世凯称为“店主”，革命党称为“卖出商”，暗杀称为“矿山”，驻屯军队称为“烧酒”等。另外，一批购买军需品、兵器和报账的清单也可令我们一瞥驻屯军及在华日执行任务的日本人当时的军需和日用情况。
日本对中国的间谍活动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已有之，日本人在华开设间谍机关，以上至访问官员，下至贩夫走卒的形形色色面貌，访遍中华大地，著名的《清国通商综览》便是情报整理的大成之作，甚至成为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为日本侵华提供了大量一手数据。当时日本人对于中国一个村庄一口水井的情况，比本地的地图测绘者更为了解。他们还制定了周密的暗语系统；兴办报馆也是日本人惯用的收集情报之手段。拍品中许多手绘的地图亦能体现出对中国地理情势的搜集。
日本在民国初年的对华政策亦随时处于变动之中，自辛亥革命前袁世凯扫清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之后，日本人对袁世凯便恨之入骨；但南北和谈后，袁世凯执政成为大势所趋，日本也顺水推舟，支持其上台；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日人又担心其野心会造成证据的动荡；护国运动爆发后，日本人加入了反袁的队伍之中，但其态度一直摇摆不定，既支持袁世凯，亦支持革命党，以便坐收渔利。在拍品的材料中也可以看出日人这种矛盾的态度：胁川文近本是侵华驻屯军的通译，但他又可以同时暗中支持护国运动和各省独立，同时亦不忘情报的收集与联络。材料中还包括清政府在日本神户建立的领事馆新馆落成时的致辞，以及对日本侨胞的通告等，希望他们能够联合中国一致抗击英美帝国主义势力，这亦是当时中国对日态度的一种反映。
中日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在一衣带水的邻邦位置之下，从古至今共同的文化源流和相异的政治取向，导致了错综复杂的两国关系及遗留问题。从西泠这次的拍品中，从当时活动在中国的这众多日本人士的行迹中，我们或许可以拨除一些历史迷雾，以足够接近的距离，更加清晰地回到当时的情境之中，去了解他人，亦照见自己。
编辑：陈荷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