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将会说出以色列的大有作为，1982》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你也许会说我是个梦想者）

But I’m not the only one（但是我绝不是唯一）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我希望有一天你会加入我们）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那世界将会合一）

——《想像》约翰·列侬（John Lennon）

设计师、视觉艺术家、社会活动家、历史学者、志愿者……若要给大卫·特塔科夫（David Tartakover）（以下简称大卫）印张名片一一列举他的头衔，估计至少一张A4纸的大小，但如果在这些头衔前面一律冠以“著名”两字，倒是扎扎实实地实至名归。在大卫三十多年的设计生涯中，那几个不容忽视的人生节点，让他的设计理念、艺术思想甚至他本人，都颇具传奇色彩。

“闪亮的柠檬汁”

大卫·特塔科夫1944年出生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旅游街区并在那里长大，父亲雅各布是从维也纳移居过来的犹太人，在司法部任职，效力于以色列权力民主党，母亲亚历山德拉是本地人，在教育部门的犹太代办处工作，“他们都有很开放的思想观念，理解和热爱艺术，因此非常支持我的选择”：大卫说。

大学时代，大卫在耶路撒冷的比撒列艺术学院学习平面设计，这段时间也许不能用愉快来形容，“第二年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在八开纸上制作海报的任务，将半个柠檬和一瓶天宝（一种软饮料）融合在一起画成一整个柠檬的样子，标题叫做《闪亮的柠檬汁》。这个任务让我崩溃了，我想离开比撒列。”大卫说：“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我的父母，我非常感激他们没有教训我，而是建议我找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特拉维夫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于是，我告诉我自己’去伦敦！‘。于是，我从朋友那儿借了背包，借了些钱，搭便车去了欧洲，我在英国买到了让我对平面设计产生兴趣的第一本书《未在以色列存在的概念》，也是那里，我看到以前从没看过的那些有趣的事情。”

接下来的日子，大卫决定留在英国，1968年，他完成了在伦敦印刷学院（现称伦敦传媒学院）研究生课程，拿到了硕士学位，但当时以色列电视台的一则招聘广告吸引了大卫的注意：“他们说，他们正在寻找各种各样的人，但没有说他们正在寻找设计师，我自己写了一封自荐信，几天后，居然收到了回信，他们接受了我，于是我舍弃了一切，来到以色列电视台工作。”

“对我来说，两个星期前我还是个孩子，目标是当个首席设计师，而两个星期之后我来到电视台，居然只被派些刷油漆之类的工作，太可怕了，我从充满活力的伦敦来，却不知道电视可以做些什么。”在一次军事演习中摔断一条腿之后，迷茫的大卫离开了电视台，决定成为一个自由设计师。

《1245个士兵已经离开黎巴嫩 1998》

写在掌心的秘密

无论是专辑封面或是海报，十年之前，当艺术家着手与某个设计时，第一个想法就是消除实物的层次感和真实性，把它们变得平面化、标志化，以显示设计手段的存在。“在安置的图像时，把它们变得大一点，变小一点，其实都一样”，作为自由设计师，大卫对这种当时主流的设计观念并不认同。他认为：“一个占了一整页的图像和一个只在最后一排才能看小图标，本质上没什么区别”，但至于如何真正的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和表达语言，大卫认为一张关于莫迪凯事件新闻图片可以说明一切。

（莫迪凯·瓦努努1954年出生在摩洛哥，1963年移民以色列。1976年至1985年，瓦努努一直在以色列南部秘密核基地迪莫纳核电站担任技术员。1986年10月5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根据瓦努努提供的材料在头版发表了题为《以色列秘密核武库揭秘》的文章，以色列核秘密自此公之于世。）

“莫迪凯（Vaanunu）是被驱赶到法院的，这是他按在车窗玻璃上的手掌，面向围绕的汽车不停拍照的新闻记者，上面用黑色记号笔写着他被摩萨德特工绑架的日期和地点，这些是禁止在出版物上公布的信息。莫迪凯表现得像一个可视化的媒体，他在发送实时的私人讯息给媒体，没有装饰，也没有犹豫过用什么字母类型或什么颜色，或以什么格式，他巧妙地结合了具有独创性的材料，并创建了消息，在本体和被传送的方式之间构成了和谐。至于谁是实践中创造视觉传播的平面设计师，我认为莫迪凯就是”。大卫据此制作了这张海报，他说：“我的目的就是要讲述一个故事，并开始尝试把要表达的信息嫁接到语言、符号和以色列的神话中，并把它们当做标志覆盖在所有我做过的事情上，我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这触及到了人们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印刷方式或设计概念，我要做的是一个综合性概念的产品。”大卫把这种突破性的理念和当时痛苦的以色列的政治局势结合在一起，制作了一系列反映真实事件的海报。

《我在这里》（I Am Here）系列海报

艺术家的背心——“I Am Here”

2005年，大卫·特塔科夫推出了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系列海报《我在这里》（I Am Here）。“我在尝试消除公众的任何疑虑：恐怖的图片是真实的，外套是真实的，我的参与是真实的，其余的是Photoshop的。”大卫说。在这一系列照片中，“我在这里！”，他身上穿着紧急服务背心，背心上印有“艺术家”的字样，穿插在各种活动和场所的新闻图片中，从阿布迪斯的隔离墙，到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希伯伦……

大卫穿着背心的身影有时占据画面的大部分，有时却只在遥远的角落里惊鸿一瞥，但总是“在这里！”，有人说这种强制式的信息插入是一种“政治挑衅”，但大卫认为，穿着“艺术家”马甲的他，就好像是一个见证者，由于他的身影进入到了拍摄事件的现场，事件存在的真实性被再次证明。他把自己看作既是观察者，又是事件的一部分，可以作为证人给观者带来他可靠的证词，也可以证明“艺术家”的动机并非个体的意志，它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责任。

一方面，这种因由社会的所有成员共同承担，如果一但被拒绝，就将形成一个将自身排除在外的、到处存在威胁的社会。在另一方面，大卫试图从自己的角度呼吁纠正社会，而不是破坏它，因为人的尊严和自由是不可分割的、相辅相成的。

当被无数人问及你的工作动机是什么？大卫说：“对我来说，这是对社会的治愈，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我想体现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我，一个国际化的我、和一个无神论者的我三位一体。我想提高人们的认识，让人们去思考，虽然他不能引起立竿见影的变化，不过我相信，我的工作是在过去40年历史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具有历史价值。”

《占领40年》（40 years of occupation, 2007）

Tartakish（特塔科夫风）

“虽然Tartakish（特塔科夫风）不是一个既有的以色列单词，但它指代了一种风格，一种意识，通过海报，书籍，别针，贴纸和广告……Tartakish已经渗透到很多如今以色列人的心灵里”，多年来，大卫的作品在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和以色列博物馆不定期举办展览，在设计领域中获奖无数，以色列国家设计大奖“以色列奖”评委会主席写道：“大卫独特的工作创造了流行文化和高雅文化之间的融合方式，在口头文本和常见的视觉图像之间，他找到了个人陈述和文化价值观交融的契合点”。

“2007年6月5日，标志着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巴勒斯坦领土40年。对于这种场合，我印制了新的系列海报，这些是我在过去的25年里设计制作过的东西，如今打上新的印记，我用这个XL（40）系列来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特拉维夫2007年6月5日。 “——大卫·特塔科夫

法国平面设计大师阿兰·勒（Quernec）试图说明为什么大卫是最知名的以色列设计师：“你可以不断在以色列新闻中看到他，每个人都能理解他的消息，他的作品反映了他勇敢的参与到国家的政治中。每一张海报都是一种质朴，坚强，真诚的声明，没有眼泪、没有鲜花、没有感伤的风格，也没有苍白的’战争是不好的‘或’我爱和平‘之类的观点，它很直接、和令人不安，你可以看到一个工作的人是怎样与他的国家在一起的。对我来说，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在超过30年的艺术生涯里，除了作为一个艺术家，他还设计商业产品，如唱片封套、展览目录和书籍封面，同时也是大学教师、社区工作的活跃分子……

当然，大卫对自己的评价也毫不吝啬：“我的影响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十分明显的。”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