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Belgrade），观众用工具刺伤她；在纽约，成千上万的观众带着泪水涌进美术馆看她；当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带着她最激进的作品即将着陆伦敦，会发生什么？ 在与iWeekly的对谈中，阿布拉莫维奇谈受虐倾向，谈为何男人受不了她。

1974年，阿布拉莫维奇进行了一项试验。阿布拉莫维奇将72项物品放置在桌上，并邀请观众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法把工具用在她身上。有些物品温和：羽毛围巾、橄榄油、玫瑰。有些就不是了。“我放了把里面有子弹的枪在那里，当时我已经准备好要死了。”六小时后，她安全地离开了，流着眼泪和血，但至少还活着。“我是多么幸运！”她用低沉的声音笑着说。今年67岁有时称自己“行为艺术祖母”的阿布拉莫维奇，即将在伦敦蛇形画廊（Serpentine Gallery）展开她在英国的第一场行为艺术表演。她说这次会比在贝尔格莱德以及四年前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时更大胆，也更容易受到伤害。

当时，阿布拉莫维奇一天在博物馆里坐八小时，参观者如织，一个接着一个占据她对面的座位。有些人哭，有些人笑，至少有一个人因为把衣服脱下而被保安架走。三个月中，阿布拉莫维奇就坐在那里，面无表情，这个题为《艺术家在场（The Artist is Present）》的项目让MoMA参观人数创下纪录，并成为最受瞩目与最具争议的行为艺术之一。福斯新闻将她称作“南斯拉夫来的挑衅者”，惠特尼美术馆的一名策展人说她是20世纪中后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但其实阿布拉莫维奇做了什么，其实她就坐在那里，坐着，一直坐着。

一个昏暗的早晨，阿布拉莫维奇全身上下穿着纪梵希，她最爱的设计品牌，小口吃着一小团看起来像太空人吃的食物。为了马上要开始的展览，阿布拉莫维奇身心都必须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她正在瘦身，不久后还将前往巴西寻求萨满教巫师的建议。伦敦的展出名为512小时，这也就是她将在画廊里待着的时间，这次展览尽力抹去之前她在MoMA展览的痕迹，比如，这次展览中没有桌椅，从6月11日到8月25日，阿布拉莫维奇都会在画廊中晃荡，受邀前来观展的观众将脱下大衣、手表等束缚，来凝视阿布拉莫维奇。“只有大众和我，没别的，”她说“我会脱下所有物件，至于和我相遇的观众......”她笑着说：“我从没做过这么激进的事，你可以把这变得非常的非物质，只要你想。”

艺术家在画廊里晃荡——其中的艺术性到底在哪里？那些想嘲笑她的人应该去看HBO为阿布拉莫维奇在MoMA展览拍摄的纪录片，了解这些假设如何化为行动，成为非常动人的邂逅。阿布拉莫维奇早期在塞尔维亚时，就以强迫自己身心处在极限的状态震撼观者，使他们摆脱常规的思考模式。“身体就是媒介，”她这么说，这也是所有行为艺术家的说法，但当阿布拉莫维奇以刀割自己或是以身体撞墙时，观众暂时脱离自身的这种纯粹目的也就此终结。这和煽情主义或风头主义背道而驰——带着浪漫的自我抹灭姿态，而三个月来，邀请陌生人和她坐在那里产生联系，则完美点出了我们所处在这个匆忙、容易分心的生活，也难怪观众会流下眼泪。

“你必须处在一种状态，对自己创造有魅力空间的能力完全放心，”她说。但是现在阿布拉莫维奇每晚躺在床上都非常清醒，因为对即将在蛇形画廊展出感到“非常焦虑”。

这种艺术形态直到近期才成为主流，现在阿布拉莫维奇就像摇滚巨星——她和Lady Gaga一起跑遍各地，想方设法帮助Lady Gaga戒烟（教她用数稻谷的方式），她上了时尚杂志封面，而她玛丽亚·卡拉斯（Maria Callas）式的外形也逐渐成为经典形象。这是阿布拉莫维奇四十年来奋斗的成果。

曾经数十年里，阿布拉莫维奇难以打入艺术圈，穷困默默无名。她在人生最好的十年，和当时的生活伴侣以乌雷（Ulay）为名进行行为艺术的德国艺术家Uwe Laysiepen住在箱型车里，在欧洲各地四处生活，合作创作70年代时的经典作品。（这台箱型车之前被运至MoMA回顾展现场，阿布拉莫维奇看见时极度兴奋，“那台车”她边说边颤抖。）

当她和乌雷分手后，两人关系的结束化为一项作品：《情人（The Lover）》（1988），两人分别从长城两端朝对方行进2500公里。数月之后，他们在中间相遇，并与“彼此道别”。

阿布拉莫维奇的父母和南斯拉夫战后共产政权关系紧密，阿布拉莫维奇就像在军营一般的家庭环境中成长。2011年，她将这种等同于虐待式的成长历程搬上艺术舞台，作品名《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生与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Marina Abramovic?）》，其中她既饰演母亲又饰演自己，“每一次排演，我都从头哭到尾，”她说。“直到有一天导演Bobby说，别再哭了，应该哭的是观众而不是你。之后在欧洲巡回三年后，我解放了。这些故事不再影响我，多么难以置信的感觉。”

而这已是阿布拉莫维奇在以行为艺术批判压抑自己天性的家庭和国家多年之后的作品了。1975年，在作品《托马斯·利普斯（The Lips of Thomas）》中，她用利器在腹部刻出五角星的符号。在其它作品中，她和乌雷互煽对方耳光，对着彼此的脸吼叫，或者在极度冗长的时间中瞪着彼此，试图挑战、征服所谓忍受的极限。这既令人恐惧又震惊，尤其，道德总是要面对无意义的指控，这类艺术最危险之处在于，痛苦被误读为毫无意义。

阿布拉莫维奇在MoMA的经历会让大部分的人发疯——长时间的坐着，不说话也不移动（她的椅子上有一个洞，下面放着尿壶，因此她不需要去洗手间）。她不是在做白日梦，整个运动的重点，她说就是完全专注于坐在她对面的观众身上，和他们产生联系。“我从来没有在生活中看过那么多痛苦。”许多人哭泣，以阿布拉莫维奇的话而言是因为在演出舞台上，“他们无处可去，只能面对自己，这很令人震惊，但是却是多么的简单。”

在MoMA展览开始前，她和展方都担心没有观众会到场，但展览开始后，名人纷纷出现，坐在她对面，其中包括James Franco和乌雷。阿布拉莫维奇还因此打破规定，越过桌子握住乌雷的双手。在场每个人都很高兴，“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来——他坐下的那一刻，每个人都变的非常感性，因为他们将自己的感情投射到我们身上了——这是我唯一打破规则的一次。”

“我从很早以前就认识到，自己只能从不喜欢的事物中学习，如果你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那就只是不断在重复一堆屁事。不停爱上错的人，因为自己毫无改变。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太容易了，但是，如果你很害怕一件事，面对它，大胆去做，你会变成更好的人。”

说到投身行为艺术的代价，阿布拉莫维奇说，“代价大了！你会非常寂寞。如果你是女人，几乎无法建立恋爱关系。因为女人总是要扮演脆弱和依赖别人的角色。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他们会迷上你，但只会维持一阵子，接着他们就想改变你、压迫你，最后他们离开，只留下你和一堆空荡荡的酒店房间。”

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分开，是因为在艺术道路上她走在乌雷的前面。在纪录片中，乌雷挖苦地提到阿布拉莫维奇在两人分开后变得“非常有野心”。她的赚钱方式和穿着大牌时装，曾被其他艺术家批评，因为她整个职业生涯一直致力于反物质主义。

不过，对于这些批评，阿布拉莫维奇可没时间回应。“我一直被70年代同辈批评，但最可悲的莫过于70年代的艺术家仍在创作70年代的艺术，是我打破了时尚和流行的界限。有一天我非常生气，因为有个女人说‘阿布拉莫维奇不是认真的，因为她还想上时尚杂志的封面。’她还说我和Jay Z合作就是在扼杀行为艺术。但是这些都是谁订的规则呢？”

“我爱时尚。谁说涂着红唇、擦着指甲油的就不是好艺术家。”她说。

但她的作品仍然深深地反对物质主义。行为艺术很难卖出，这也是她一开始会受到吸引的原因。通过视频和照片是最能接近这些经典作品的方式，1974年，贝尔格莱德的展览中她探索出人类文明外表下潜藏的野蛮。一开始，画廊观众对于接近她感到犹豫，但后来却渐渐开始折磨她。“现在我身上还留有被人们割伤的伤痕。他们用玫瑰上的刺刺我的肚子。大众可以杀死你，这就是我想看见的。”

但在MoMA，一切却充满了爱。

“是的，我了解人们身上有最好的和最坏的，而我发现自己可以把这些转化为爱。在MoMA展出的整体概念就是对陌生人毫无保留的付出爱，我也这么做了。但在贝尔格莱德的展览，那是在挑战任何可能的负能量；如果你给一个人一把锯子......你这是在煽动他。”

当问到是否在新的恋情中时，阿布拉莫维奇说，“当然没有，我梦想有这么一个完美的男人，不会想要改变我。我不是婚姻的料，很糟糕。但我的梦想是能在周日的清晨和某人一起吃早餐、看报纸。在现实生活中我太老派了，但在艺术上我一点也不老派。我相信真爱，所以也许它会发生。现在没有感情，因为我没有空间，但生活对我一直很好，有很多痛苦，但没有关系。”

这是一种极端的生活方式，阿布拉莫维奇心知肚明。但在蛇形画廊的展览会如何呢？她不晓得。她说英国人太拘谨了，也喜欢嘲弄。“和英国大众合作特别难，他们喜欢嘲讽，也容易觉得无趣。他们不想参与到任何可能会让他们觉得难为情、会被别人嘲笑的事情当中，因此这是一项大挑战。”

“在艺术方面我真的是勇士，”这样的形容也只有像阿布拉莫维奇这样背景的人才能当之无愧。“我要做事时，我用正确的方式去做，但有时另一个阿布拉莫维奇也会出现，她既脆弱又没用，她只想吃冰淇淋。” 阿布拉莫维奇说“换个说法，我喜欢冷笑话，享受每一件事。但到了工作的时候，那就是生与死的问题了。”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