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致岑春煊信札（局部）

1916年，正值护国战争进入到最激烈之际，梁启超给南方军阀、时任护国军将领、两广总督司令部都司令岑春煊写了一封信札——岑春煊的反袁其实得益于梁启超的积极协调和他与袁世凯本身的政治斗争。迄今为止的史料中，一般是将梁启超、陆荣廷作为牵头人，将孙中山作为陆荣廷的策动人，也就是认为，岑春煊的倒袁，是由孙中山策动的。

1916年，正值护国战争进入到最激烈之际，梁启超给南方军阀、时任护国军将领、两广总督司令部都司令岑春煊写了一感情真挚的信。信的原文为：

乐斋先生鉴：

别后惘惘。廿一抵沪，小野同行，本拟小住三日即东渡。既至，乃审此间人所相视者何如。盖不问派别，万喙一声，同尼其行，因此旅沪。日人亦生疑沮。仆非敢负公诺责，然事势既不许，耿耿而已。要之，仆千万死罪，在既钻营作都参谋，又钻营作政务委员长，犹不知足，复钻营办外交，怙权贪位如此，罪浮于袁世凯宜也。仆之志事，数月来不肯语人。前在广州鸿门宴席上，发愤之极，无意流露谓我氏名三字苟利用焉而可以有益于国家者，随在可供人利用，无所顾惜。若虑吾操夺某人某处之实权、实力，请千万放心，吾非惟志愿不及此，即才力亦不逮此也，此言印泉在席间亲闻之。吾在肇庆钻营此两美缺之丑态，肇庆诸贤亦共见之，今袁逆已确成冢中枯骨，灭亡在旦夕，胸中孤愤亦已略泄。担当国事自有人在，仆可以从此辞矣。蓄志办一中学校，久而未成，今当着手。惟袁逆一日未去国，则我氏名三字仍一日甘供利用，决不肯爱惜毛羽而授敌以瑕，此所以报国亦所以酬公也。公为万流所宗，行矣自爱，翘首南望，缱绻何极。

启超叩头。五月廿四日。

诸贤同候。

是信实质为一封表明辞职意图的信，收录于中华书局与北京匡时国际拍卖公司所编的《“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书信》。信中所称“乐斋”即为岑春煊。

梁启超为何有辞职之意？有必要说明一下此信的写作背景。

1915年12月16日，梁启超启程由天津南下，从事倒袁运动，12月25日，其弟子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次年也即1916年的1月到5月，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相继宣布独立。1916年5月1日，在梁启超的推动下，两广总督司令部成立，举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章士钊为秘书长。

鉴于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的设立只能解决两广统一领导的问题，而其他独立的各省还没有统一领导的机构，为此，两广护国军都参议梁启超提出设立军务院的主张，并草拟《军务院组织条例》。1916年5月6日，军务院成立，举唐继尧与岑春煊为正副军长（实际为岑春煊主导），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军务院的成立，对袁世凯继续担任总统是沉重的打击。为了与冯国璋等势力协调反袁运动，梁启超于5月21日抵达上海，旋赴南京。冯等乃在南京举行会议，谋劝袁退位，袁已陷于四面楚歌之中。此信即写于此时。梁启超被举为政务委员长及抚军之后，时论或有梁启超钻营官位、怙权贪位之传言，沪上人士颇多攻击者，梁遂写此信向岑春煊表达反袁决心。

此信除了向岑春煊表达反袁的决心，也有对人事纷争的担忧。信中所说“广州鸿门宴席”，盖指这一年5月5日，梁启超偕张鸣岐等赴广州，晤广东军阀龙济光，与之交涉，希望其加入护国军，一同反袁。龙本是袁世凯重臣，时任广东将军，护国军起，于1915年4月6日被迫宣布独立，但与护国军仍不友善，并在4月12日，发动海珠之变，设伏诛杀前来与会的汤觉顿、谭学夔、王广龄、岑伯铸诸人。其中汤觉顿当时是梁启超的代表，一直被梁视为心腹与臂膀。梁启超在此年5月，不计私人恩怨，赴广州“鸿门宴”，在宴席上声明“若虑吾操夺某人某处之实权、实力，请千万放心，吾非惟志愿不及此，即才力亦不逮此也”。梁启超在信中明确表示，自己实在不愿意去贪图什么权力，即便是自己愿意，也没有这个能力。梁此意是为了消除广东诸军的疑虑。揆诸当时情境，对梁有这一疑虑的，或绝不止龙济光一人。梁此时再对岑春煊旧话重提，更提示此种猜疑并未减少。从梁启超这些书信来看，护国军内部纷争正多，正如梁启超所抱怨“人之难相与也！吾避世之想益浓矣”（《致外国某人书》）。因此，梁启超在书信中，表露出当时已有退隐之心，并且在护国运动尚在进行之时，便屡屡声明此役结束之后，将退出政坛。当然，这种声明除部分表现其心境之外，更多或是为了免除护国军中要人的猜疑。

为了表达自己的反袁决心，梁启超甚至在信中不惜将自己说成是贪恋权势的政客，只要能反袁，他甚至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节，他梁启超的名字可以任意使用。他说自己“千万死罪”，既“钻营都参谋”，“又钻营政务委员长”，这还不知足，还要“钻营办外交”，把自己描述成了一个活脱脱的投机钻营的政治小人，梁启超如此自我解剖，自我嘲讽，实在万不得已，他并不是出于谦逊，而是为取得护国军诸将领的信任。意思就是，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可以被你们任意利用，只要能反袁，你们怎么看待我都行。也正是有鉴于此，梁启超才要在信中表态，等护国战争一旦胜利，自己即辞去全部职务。

事实也证明，梁启超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就在1915年的5月17日，也即军务院刚成立不到20天时间，梁启超即再离肇庆，20日抵上海。5月30日，自沪致电肇庆岑春煊等，请辞全部职务。也就是说，自军务院成立不到一月时间，梁启超即辞任军务院政务委员长诸要职。尽管梁启超在护国军任职时间十分短暂，但他所发挥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可以说，起到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护国军政府的成立，护国军的组建，反袁斗争的打响，可以说都是梁启超一人主导。研究护国战争，有两点不得不注意：一是护国军政府的组建，核心领导人问题。迄今为止的史料中，一般是将梁启超、陆荣廷作为牵头人，而将陆荣廷作为岑春煊的策动人，而又将孙中山作为陆荣廷的策动人，也就是说，岑春煊的倒袁，是由孙中山策动的。这个问题不但关涉界定岑春煊与孙中山革命派及陆荣廷的关系问题，而且关涉护国战争的核心领导人问题。

那么，护国战争到底是由谁发起的？领导人是谁？谁参与了武力讨袁？以往的史料，将护国战争的领导人认定为是孙中山、黄兴所领导的革命党，也有将护国战争的第一领导人认为是唐继尧，却忽视了第三大势力即梁启超所领导的进步党的力量。事实上，护国战争的最核心政治领导人是梁启超，其次是蔡锷，再其次是岑春煊、陆荣廷，最后才是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袖。梁启超是反袁护国战争的策划者和主导者，其中，梁启超起着政治领袖的作用，起着事关护国战争成败的关键作用，蔡锷则起着军事领袖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梁启超，便没有护国战争，也即没有袁世凯的倒台。

在梁启超所联络的武装力量中，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分为两个：一是北洋系内部，一是北洋系外部，也即各地独立军阀。北洋系内部力量，主要以蔡锷、冯国璋、段祺瑞等为代表，这些力量，从他们内心来说，基本都反袁，但必须要有一个牵头者，他们精神上的反袁才能转化为实际行动上的反袁，而梁启超一当挑头，则他们成为实际上的反袁者；北洋外部力量主要有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广东的岑春煊、龙济光（龙济光与护国军虚与委蛇，实质是袁世凯的亲信，故应排除在外），此几大势力，均为外部反袁的重要武装力量。云南的唐继尧是蔡锷的拥趸者，龙济光属于广东军阀，与袁世凯面和心不和，一开始有反袁的想法，但后来却表面反袁，实际屠杀反袁志士、梁启超的得意门生汤觉顿等人。

在梁启超、蔡锷所有拉拢的反袁政治势力中，岑春煊可说是最为重要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势力之一。那么，梁启超为什么如此重视岑春煊？后世人对这段历史颇为费解。费解的原因在于，梁启超是维新变法的领袖，君主立宪的主导者，而岑春煊则是清朝地方势力的代表，属于威震一方的军阀与诸侯，梁启超怎么会联络他呢？

让我们来看看真实的岑春煊。

岑春煊（1861（辛酉年）-1933）是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京津地区，岑春煊率兵“勤王”有功，成为清末重臣，与袁世凯势力抗衡，史称“南岑北袁”。岑春煊可说是桂系军阀的奠基人，虽为桂系，但其实际影响力几乎遍及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乃至甘肃等地区，可以说，岑春煊及其父是晚清政府尤其是慈禧太后十分倚重的一股重要军事力量。岑与康梁等保皇党人的关系十分密切。1907年他改任邮传部尚书，因屡荐张謇、郑孝胥等人，遭到慈禧疑忌。奕劻又乘机密奏：岑为“康梁死党，不可信”，从而引发了震动一时的“丁未政潮”。由于此事件，慈禧迁怒于岑春煊，将其开缺，调离京城，自此，岑春煊在清廷的势力受到重大打击。当年4月17日，岑解职出京，回任粤督，他不去广州，却往上海。远在日本的梁启超得此消息后，于4月23日至5月5日专程回沪等候，企图和岑见面。岑、梁是否见了面，由于行踪诡秘，不得而知。但袁世凯却于此时通过上海道蔡乃煌抛出了一张岑、梁等人在一起的合影呈递慈禧，使慈禧异常震怒，将岑开缺。此事件被后人戏称为民国时期中国第一次PS照片事件。

这一事件被历史作家演绎得淋漓尽致，尽管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比较符合史实的：即岑春煊本人的维新变法思想十分鲜明，且其与维新派、立宪派力量往来十分密切，尤其是与梁启超交情颇深。而此一事件乃系袁世凯设计陷害岑春煊，将伪造的梁启超、岑春煊、麦华三（保皇党要人，康有为女婿）三人合影照片呈慈禧太后，以瓦解慈禧对岑春煊的信任。此一事件发生后，慈禧果然勃然大怒，并将其迁出京城，岑春煊自此失势，但也因此，岑春煊与梁启超等进步势力密切联系，逐渐走上武力反清、反袁的立场。梁启超与岑春煊的这一层关系，也使得梁启超为他的反袁护国战争策动岑春煊奠定了基础。

岑春煊是旧势力中的开明者，他毕生主张改革与变法，但却毕生反对革命。因此，他成为康梁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却成为孙中山革命派的坚决反对者，尽管他后来跟孙中山革命派有些许合作，但这仍然不能改变他的反对革命立场。

现在有些史学研究者将岑春煊描述为反袁、护孙（孙中山）的重要政治人物，可说是很不符合史实的。严格地说，岑春煊是积极的反袁者，同时也反对帝制，反对满清王朝，但他是坚决的反孙中山革命派立场。岑春煊曾经支持过革命党，但支持的是黄兴派的革命党，而非孙中山派的革命党。为了反袁，与岑春煊矛盾深厚的孙中山曾主动提出与岑修好。岑春煊消极支持孙中山。岑之所以消极支持孙中山，是因为孙中山也反袁、反帝制，在这一点上，孙中山、梁启超、岑春煊的立场是一致的。但岑春煊的反袁得益于梁启超的积极协调和他与袁世凯本身的政治斗争。梁启超、岑春煊的反袁，和孙中山的反袁不是一回事，二者不能混同。

同袁世凯一样，岑春煊是孙中山革命派要坚决反对和消灭的势力，而在梁启超眼里，岑春煊恰恰是他进行社会改良试验的最好合作对象。梁启超一直主张的“中间社会”，即是要通过社会精英分子来进行改良，梁启超的这一主张是十分超前的，迄今为止，也仍然是具有相当超前意识的，但遗憾的是，在当时革命浪潮的裹挟下，梁启超的这一主张并不能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理解和积极响应。如果将梁启超的这一主张认为是他反对武装斗争，那就大错特错了。梁启超并不反对武装斗争和社会革命，而只是反对暴力革命中对基础性社会力量的破坏，也即反对基础性的暴力革命。事实上，自从他的好友谭嗣同惨死刀下的时候，梁启超就已经彻底意识到，任何改良都免不了有流血牺牲，免不了有武装斗争，而正因如此，梁启超才在后来的斗争中，积极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后来的研究中，一直将梁启超视为改良派与保皇党的代表，而不认为其拥有武装力量。但事实是，梁启超的确发展过自己的武装力量，从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到亲自组建、改组的民国第三大党——进步党，再到积极推动组建护国军政府，发展护国军，成立具有军事性质的南方中央政府组织——中华民国军务院，梁启超一直试图在为自己的政治路径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尽管这些武装势力并不能算是梁启超自己切身的力量，但这些军事指挥者，却都是坚定的梁派人物，他们一直将梁不但奉为精神领袖，而且奉为实质上的政治领袖人物。两广总督司令部及军务院的成立，即可证明此一事实。

理解了上述事实，才能正确理解护国战争在现代军事史乃至政治史上的重要作用，也才能正确理解梁启超为什么要重点策动岑春煊这一军事实力派人物。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