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成长起来的一代，《十万个为什么》是他们最寻常的床头读物，其主要作者之一就是作家叶永烈。

叶永烈最为人所熟知的作品是科普读物和纪实文学，以至于不少人以为中国有同名同姓的“两个叶永烈”，一个是写纪实文学的叶永烈，一个是写科普作品的叶永烈。

今年4月，叶永烈将自己所藏将近“一卡车”的文献档案分批捐赠给上海图书馆，除了作家身份，他其实是一位低调的收藏者。

叶永烈最早的一件收藏品是1945年他上小学一年级的成绩报告单。那年他6岁。那张标明“一上年级学生叶永烈”的成绩报告单上，虽然写着“品性优”、“体格优”，但是却写着“作文40分”，旁边盖着蓝印“不及格”。

因为时隔久远和特殊的历史原因，连叶永烈的母校都未曾保有类似档案，以至于这份看似不起眼的成绩报告单后来成了叶永烈母校珍贵的校史档案，“通过它找到了时任的校长和教导主任”。

收藏对叶永烈而言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他完整地保存着19岁时写的平生第一本书的手稿；保存着当时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时任编辑写给他的第一封回信，保存着第一本书在1960年出版的样书，也保存着21岁时所写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手稿；保存着在改用电脑写作之前几乎所有著作的手稿，可以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

叶永烈说，这种收藏习惯的养成得益于他的父亲。“父亲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他告诉我，凡是有保存价值的文件，一定要好好保管。受父亲影响，我慢慢养成收藏的习惯。”

父亲对叶永烈的影响不止于此。他的父亲是民国年间温州永嘉银行行长，兼任瓯海医院院长。他留给叶永烈的印象更接近儒商——每天早上，父亲会把员工召集在一起读《古文观止》，以至于十几岁离家时，叶永烈从家里带走的两本书中，其中一本便是《古文观止》。

在创作纪实文学的过程中，叶永烈对很多历史当事人进行过采访，对采访资料的悉心收集和保存成为他日后藏品的一大基础。

他的藏品中有胡乔木在“文革”时期的“起居录”。记录了当时胡乔木每一天的起居、活动、来电等情况，非常具体。这些文字是警卫人员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记录在一本不起眼的小黑皮本中的。“我在采访中偶然听胡乔木的秘书说起有这么一份记录，就连夜赶到那位警卫家里，警卫翻箱倒柜总算把黑皮本找出来，我觉得异常珍贵，就一口气全部复印下来。”

警卫告诉叶永烈，在首长身边工作是不允许记录首长每日做了什么事的，但是一次周恩来总理打来电话找胡乔木，却不知道他被拉到哪里批斗了，周总理就关照胡乔木身边工作人员，对胡乔木每日行踪要加以记录，于是他的警卫就养成了每日记录的习惯，比如，某天上午胡乔木被拉到某学院批斗，批斗组织叫什么，电话是多少，负责人是谁，他在会上交代几个问题，如此这般每天从早到晚事无巨细都被记录下来。

叶永烈收藏的“傅雷死亡档案”更正了人们对于傅雷之死是死于服毒自杀的错误认识。“连傅聪、傅敏都对我说，他们的父亲是服毒自杀，所以关于傅雷夫妇是服毒自杀见诸很多报刊和书籍。我后来到上海公安部门查到傅雷的死亡档案，并全文复印。上边非常清楚地表明傅雷是上吊自杀，有那么多照片和法医鉴定为证。后来我将其拿给傅敏看，傅敏同意了我的结论。”叶永烈说。

类似的历史文档还包括他多年采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形成的8卷王力档案，其中有王力写给他的亲笔信40多封、王力寄来的种种历史文献。罗章龙、王造时、钱学森等，叶永烈均藏有专题“私家档案”。

2002年，上海作家协会举行作家手稿展览时，找不到陈望道手稿。叶永烈拿出了家里珍藏着的陈望道亲笔信，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当时手稿展里面年纪最大的人就是陈望道先生。”

关于这封信的来龙去脉，叶永烈介绍说，1962年，他从北京写信到上海，向陈望道先生请教有关他1935年主编《太白》杂志的一些问题。陈望道复了亲笔信。对于这封珍贵的信件包括信封，叶永烈保存至今。在他所展示的信封上，正面写着北京大学叶永烈，下边落款复旦大学陈望道；信封背面是霸王别姬和唐三彩的纪念邮票。后来，这封信被收入《望道文集》第一卷。

冰心在写给叶永烈的亲笔信中则亲切地称叶永烈为“永烈小友”。而今冰心眼中的“小友”转眼也到了耳顺之年，需为自己的藏品寻觅一处归宿。

至于为何要逐批无偿捐献给上海图书馆，叶永烈说这是从发生在他们家的一个故事得到的启发：“岳父多年致力于《资治通鉴》的研究，用毛笔写下很多著作。‘文革’前夕，岳母认为这批没有出版过的遗稿放在温州家里难以保全，在1965年她决定捐给浙江省图书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所有岳父的照片以及还没有捐赠的遗稿全部在抄家中毁于一旦，就连岳母本人也在‘文革’中含冤去世，唯有捐给浙江省图书馆的这些手稿得以幸免。”

藏品捐献出去之后，诸多文献档案已然易主，但是藏品收集者付出的心力以及探求历史真相的精神难以湮灭。而叶永烈的珍藏多达“一卡车”之巨，这些也只能算对他收藏的匆匆一瞥。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