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 (1898-1975)致阮毅成手札三通五纸

纸本镜心 25×17.5cm×3；26×18.5cm×2

备注：

1.阮毅成上款。

2.丰子恺信共有三通，“十二月廿五日”信写在“缘缘堂画笺”，当时丰子恺人在苏州。信中商谈校舍一事，“惟陶先生在四川尚有农产科学生一班（十余人）即将复员，在校舍未定前，亦拟暂借地藏庵开学，故警察能全部让出，最为公私两便。”另外一通“十二月廿七日”信写在“缘缘堂用笺”上，代老同学求职。“缘省立嘉兴师范（在平湖）校长因事辞职，弟有老同学黄庆瑞兄（现任教厅省视察，前与弟同班毕业于第一师范，后与钟伯庸兄同在上海大学毕业），于当地当校颇有人望，拟承其乏，欲借助鼎力，向李厅长推荐，恳其委任。”这里说的钟伯庸曾任杭州教育局局长，和丰子恺一起做过明远中学的校董。黄庆瑞应即黄克丕，字庆瑞，1898年出生，原南垄人（后迁居杭州嘉兴府嘉善县），民国期间曾任平和县教育局局长。这三通信不见于《丰子恺年谱》所载，能补丰子恺交游与行踪所缺。

马寅初 (1882-1982)致阮毅成手札一通二纸

纸本镜心 31×21cm×2

备注：

1.阮毅成上款。

2.马寅初这封信写于《中国经济学社》笺纸上。中国经济学社成立于1923年，是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推进经济学术发展为宗旨的学术团体。在1927年的第四届年会上，马寅初被选为社长后，始创办《经济学刊》，筹设研究基金，并将每年的年会作为展示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之一。学社作为民国经济学界的英美派，其学术和思想居于当时社会的主流和中心地位，在民国时期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影响到新中国的人口论。这一重要经济学术团体，今日学界对之却了解甚少。而这张笺纸上对于中国经济学社成员的介绍，囊括社长、副社长、理事、书记、会计、编辑主任、出版主任、基金保管委员、基金会计，可谓一目了然。

沙孟海 (1900-1992)致阮毅成手札一通二纸

纸本镜心 28.5×21cm×2

备注：

1.阮毅成上款。

2.1946年，沙孟海应时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之邀，在教育部任秘书，这封写给阮毅成的信应写于此段时间。“邵先生藏书移转浙江行政学会一节，骝公极思有以报命，故未即批。弟亦曾数度陈述，终以专门学会单位太多，未有结果。骝公谓前次补助已属特别设法，此次实无法再拨致增加困难。遵请诸君子詧恕云云。”“骝公”即朱家骅，朱对于邵先生的近况深为关念，去夏自动介绍至国立编译馆聘为编纂。但没有就任，被别人接补。因此又面嘱赵馆长遇缺近揽，因此请阮毅成方便时为其美言。

信件内容多有涉及治国大略，民国时代金融、地产、交通、人物往来等多项信息涵括其中。梅汝璈赴日本之前写给阮毅成的信，可谓是对“东京审判”之行的自白书，有重要的历史资料价值。陈仪一通信尤为珍贵，1948年6月，陈仪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49年1月，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规劝老部下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起义。汤密告蒋介石，陈仪被免浙江省主席职，遭逮捕，后被杀害。信是陈仪写给沈仲九的，说“阮毅成如能来台，会是一个很好的帮手”，原信虽已被剪断，但所涉及的当是重要事宜。陈叔通有一通信写于建国之后，收信人为第三者，陈叔通托此人转告在香港的阮毅成可以放心回大陆。一张著名革命人士、收藏家何遂送给阮毅成的《仿元人山水》小画，极为少见。一件郭沫若的《五光图》手稿，记述了民国一段趣事。1938年郭沫若与于立群抵武汉，次日，叶挺把他们从旅馆接到太和街26号新四军办事处。郭沫若与叶挺、陈铭枢、黄琪翔、张发奎欢聚，叙旧议新，一同合影戏题为《五光图》，郭沫若并系以七绝一首，惹得众人捧腹大笑。

信件中尚有诸多名仕、乡贤的笔迹，罕有露面。此番如此规模的历史资料集体出现，具有历史、文献、文物等多重价值，可从多个侧面对历史考订与补白。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