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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洙:梁思成考察西南建筑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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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22 09:26:50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林洙
林徽因与梁思成
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一行正沉浸在发现唐代佛光寺（山西）的欣悦中，七七事变爆发了。梁、林匆匆返回北平，抵平后，政府机关已经开始疏散撤退。
梁思成与朱启钤、刘敦桢匆忙料理中国营造学社的事务，把学社几年来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古建测绘图稿、调研报告、摄影图片等一律打包送往天津英租界麦加利银行的保险库中存放。发给工作人员每人3个月工资后，学社就暂时宣布解散了。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5人随着清华、北大的队伍，撤退到了云南昆明。
面对学社主要研究人员都汇集昆明的现实，梁思成决定重新组织队伍开展对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调查。他致函庚款教育基金会，向其咨询可否以中国营造学社西南分队的名义恢复研究工作，并希望获得经费的补助。庚款基金会很快批准了他们的申请。于是，中国营造学社就在西南地区开始了古建的调查工作。
云南地区与华北的大平原相比是另一番景象，山村一年四季都被郁郁葱葱的绿树环抱，美不胜收。那时西南地区还没有开发，马队和双人抬的竹竿是主要的交通工具；除此之外，出行就只有靠两条腿了。由于山林茂密，梁思成一行最担心的就是迷路，且云南的疟疾非常可怕，他们走到哪里都得背着蚊帐，带着指南针和奎宁药片。
云南地区因历年民族纠纷、宗教纠纷，特别是咸丰六年杜秀文回民之役，佛教寺院几乎全遭毁灭，因此著名的巨刹保存完好的很少；由于云南地处偏远，很多明清建筑在构造做法上仍然保留了唐宋时代的做法，可供研究者参考，这是很有趣的现象。难怪日本古建专家千里迢迢从贵州入滇，竟把昆明常乐寺塔（东寺塔）误认为是唐代建筑，其实东寺塔已毁于清道光年间，现存的塔是光绪九年（1883年）重建的。
1939年9月，梁思成、刘敦桢等人开始了他们计划已久的川康地区调查，月初到达重庆，他们首先考察了重庆、成都及周边的古建筑。当时正值日本敌机对我后方狂轰滥炸之际，他们往往因警报疏散出城，至半夜始归；或半夜遭遇警报，逃出城外次日方回。总之，一切考察工作均在警报的间隙中紧张进行。10月，他们结束了重庆、成都的调查，从成都赴灌县某地。自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行期近半年。梁思成一行往返于岷江沿岸、川陕公路沿线、嘉陵江沿岸，跑了大半个四川。西康、雅安、庐山地瘠民贫，他们只有乘坐滑竿，或步行，沿江则乘竹筏。
四川省的木构建筑几乎全部毁于“张献忠之乱”，现存木构建筑最早的也在明清时代，但四川境内保存了大量的汉阙，其总数约占全国汉阙的3/4。崖墓的数量也很可观，在他们所到的岷江两岸、嘉陵江两岸，崖墓时而散布，时而集中，随处可见，那里几乎找不到一个没有古代石刻的县城。虽然在川康没有见到明清以前的木构建筑，但大量的石阙及崖墓均反映出汉代建筑的做法。这是中原、华北地区所难见到的。大量的崖刻往往在佛像的背部刻画出人们想象中的西方极乐世界，有各种类型的亭台楼阁，建筑各细部的处理准确，比例逼真。它们是研究唐代建筑的宝贵资料，填补了建筑史中唐代木构建筑欠缺的空白。
总的来说，川康考察虽然在木构建筑方面收获不大，但发现的汉阙、崖墓、崖刻大大填补了建筑史中汉唐阶段的空白。川省大量的崖刻使梁思成更全面、历史地认识了祖国雕塑艺术的魅力，领会到民族文化高度完美的结晶，从而促使他萌生了撰写中国雕塑史的意念。可惜，这一心愿最终没能实现。经过多次考察，梁思成认为掌握的材料和研究的积累已经具备了撰写中国建筑史的条件。因此，他同刘敦桢相商后决定：西南的调查报告由刘敦桢撰写，梁思成则开始着手准备规划中国建筑史的蓝图。
在着手中国建筑史的过程中，梁思成对西南调查做了一个相对简要的记录，为的是日后方便查用。这份记录对建筑本身的构造做法没有做深入的分析，文字也尽可能简洁。严格地说，它不是调查报告，而是一份备忘录，但正是它的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图文并茂，从另一个层面为后来的建筑爱好者、文化爱好者保留了一份珍贵的资料。
梁思成西南考察图录的手稿分为四川和云南两个部分，云南部分的手稿已经缺失，只能暂付阙如。可以找到的是四川部分的手稿，这里辅以梁思成当年拍摄的原始照片，将其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文为梁思成著、林洙整理《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一书的序，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4年3月出版）
编辑：孙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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