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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京：和年轻艺术家聊天——刘辛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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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02 10:05:41 来源：向京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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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岛，2012，单频道录像，无声，1分23秒，静帧图
发现地外生命，2013，软木板，UV打印，飞镖针，镖翼 ，尺寸可变
美容美发，3频道录像，5分56秒循环，现场三图
街头霸王，2012， 单频道录像，有声，5分16秒，静帧图
天儿不错，2012，单频道录像(高清)，有声，04`31``，9静帧图
平民邦交，2011，握力器， 丙烯喷漆，螺丝挂勾，174x138x3厘米，来自观众互动
平天下，2013，综合材料，39 x 30 x 12厘米
渔舟唱晚，2012，单频道录像，有声，2分14秒 _缩小大小
意见箱，2014，收集来的意见箱，尺寸不定，分散安装在美术馆空间内
有求必应，2013，折叠桌，折叠凳，筷子盒，贴纸，筷子，UV打印，尺寸可变 观众得到的几组筷子组合
在政治和资本的罗网下，在历史的重负下，艺术还能有何作为？每个生命从个体角度都有激发、生长的过程，无奈放置在大文化的背景下，个体的作为都潜伏着宿命的阴影。国际化这个宿梦通过时间的积累被年轻一代轻松实现，流利的英语、国外教育、问题意识、国际视野这些条件假以时日都能实现，但是否就能获得平等的对话空间，构建新的文化格局，不知要几代人的努力。从各方面讲，热爱思考，动手能力强的刘辛夷都是个值得期待的年轻人，对于中西文化背景和全球化种种议题的浓厚兴趣，特别的幽默感和举重若轻的视角选择，都让人印象深刻。难得的是，刘辛夷写得一手好文章，理论基础在创作者里也很突出，他总让我想起一个语义早已发生扭曲的词——“精英”。
向：什么促使你远赴伦敦读书，当时具体的想法是什么？（为什么选择伦敦？Goldsmiths？对于前面那么多年在杭州的生活和求学时光，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
刘：2006年的夏天，我24岁，刚完成了本科时期的第二次个展。虽然是在国美雕塑系内部的展览场地，但也不妨碍我信心满满地跑到上海给新老朋友甚至是画廊展示自己最新的工作成绩。接连几天的鼓励和褒扬下来，我对自己那点儿不同于大多数在校学生的工作方式很有些得意，直到在上海的老友带我去面见一位事业日上的职业艺术家，让我听听前辈的建议。让我没想到的是，前辈上来没几分钟就表示我的那些东西真不够瞧的，说到比起在他前阵子在伦敦驻留的美术学院那儿，这些只能是个遍地可见的水平。彼时，我还没有过把国内当代艺术实践和国外同行的实践视作在同一个宽银幕画面中同台竞争的意识。虽然心里很清楚依前辈的经历和品质，他是实话实说，但这个突然而来的打击仍然让我很不服气。几乎是紧接着追问了学校的名字和他在那里工作的其他见闻。而这个学校就是Goldsmiths。
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大四的学生了，自认为已经在情结上跨过了期待通过留学得到更好的美术教育的阶段。相比于前三年的基础教学，大四，大五的工作室课程设计已经相当注重方法，能够通过训练发掘学生的个人潜能。事实上我也受益匪浅，相信凭借自己的努力，最终可以达到创作上的回馈。恰逢那段时间，我也结识一些来国美进修的国际交换生，到后来还扩大到校外的欧美朋友，和他们混在一起成了我那会儿生活的很大一部分。但这种经历让我慢慢意识到我一直起劲儿学习的西方艺术可能是被人为遴选过的精品店，和真正现时的当代艺术生态有着时空维度上的巨大脱节。为了能理解我可以做些什么，必须置身在那个现场，才有机会发现它的来龙去脉。
当然还有一个直接原因是来自于您的鼓励，让我重新鼓起勇气去离开自己熟悉的世界，去亲历全球最精彩的地方(后来发现其实是最严酷的地方)开始全新的自我发现。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让我从那年开始资金，学校申请和语言等事宜，没想到申请学校异常顺利，反而是语言和签证一再遇到困难和挫折，直到两年以后，我才在北京奥运前夕得以最终成行。
去Goldsmiths验证自己成为了我学生时代可能想到的最高目标。这个变化从这个计划启动开始就意味着我把自己扔进了一条新的流水线。头一回开始认真去了解美术学院这块飞地以外的同龄人的生活和想法，在这个离心力巨大的过程中，好似灵魂出窍的经历，一度让我无法判断自己是究竟还能不能回去从事艺术。那期间唯一的收获是获得了看待自我和外部世界的思维距离。例如，我事实上首先是个消费者，其次才可能是留学生。无论在准备出国阶段，还是留学期间。带动消费才是留学产业背后的经济逻辑，能否将每个付出巨大的中国学生培养成才并不是这个全球产业要负担的责任。
向：在英国遭遇的和获得的和你的想象符合吗？你一直是个对环境很敏感的人，或者说对“环境”的观察促使你思考很多问题，在英国的4年时间里，对英国社会的观察使你思考了什么？国外的教育体制对你的思考产生了哪些影响和推动？方法上？知识结构上？
刘：。对于新的社会环境，尽管我事先自认为做了很多功课，而我实际的经历仍然在很长时间里给我无法排解的困惑，人际间的疏离关系是所有不适应感中最强烈的，很多想法也不易和人交流。长期在这种情形里近乎抑郁。我后来只好采取自问自答的方式慢慢琢磨自己不解的大小问题。例如，个人主义文化是陌生人社会的原因，还是结果？我的答案倾向于是结果。自己照顾自己，或者说个体对自己负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动员机制，让人通过工作获得社会身份; 完成形态的工业社会为何都默契的让社会保持疏离？我的理解是，这是应对不可避免的阶层分化的最简便的途径，便于管控社会冲突。另外一个缠绕我多年的问题是，社会发展为何会使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品以外的一切成本激增？特别是食品，零售，公共服务和地产价格？观察的结果是，综合成本虽然逼近普通收入阶层的承受极限，但媒体导向和金融服务有能耐做到让大部分人觉得还活得不算太差。为何一个几乎什么都依靠进口的国家，是怎么维持它的经济，并为它的人口提供足够多的工作的？答案是他们依靠金字塔式的金融服务业，创造了一种只靠卖东西/服务和刺激人买东西/服务就能创造收益，安置就业的消费经济模式。有意思的是，这种方式也自动让我对国内急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有了不同书本上的理解，而且多半是让人宽慰的。
至于教育体制，的确差异不小，读书育人还真就是儒家的贡献的理念。英国算是个古代工业国家，除了贵族教育的传统在意于培养上层阶级，它的公共教育在历史上就定位在位工业社会提供人力资源。我经历的教育让我理解了之所以当代艺术也可以开课授学，是因为当代艺术早已经一个成熟的经济分工，艺术课程是个训练产业后备军的模拟器。而每个学校都有自己对行业的判读和侧重，从而默契地为市场供应满足不同口味的艺术生产。
在我的学校，几乎所有的研究生都很明确自己是要走的是职业艺术家的道路，这种目的性极强的艺术学习让国内来访的朋友都感到很吃惊。老师们只列书单，不可能手把手教方法，至多引导和启发。在我研究生的两年的时间里，我们的课程就是模拟现实的行业竞争，通过展示自己工作，迎接不留情面的批评，历练心理承受能力和预估能力。英国的学期只有2个半月时间，每个学期最少也要拿出3件/批新作品才能应付讨论课展览（Seminar），一对一辅导（Tutorial）和期末展（Term Review）。同时还要通过大约3-4篇工作室报告（Studio Practice Report）和1-2篇批判性研究报告（Critical Research Report），不间断总结和研判个人方向。这种节奏甚至让不少欧美同学崩溃，而现实是，毕业时间一到，就是迎接行业的评估。只有寥寥无几的幸运儿，可能在毕业之时就有画廊接收，绝大多数人还要一边打工，一边坚持创作，并不顾一切地寻找机会。
更让我体验深刻的是，等我毕业后，我再次发现其实任何学校都不过是间保育室。就算模拟器再真实，也无法和社会大平台比较。原因是，模拟环境通过高强度的内部展示，假定了所有学生都是不折不扣的艺术家，出了校门便很难保证大部分人仍旧有持续展示的机会，如果还需要打工谋生，还有文化身份，行业潮流等等复杂的因素，很多原本信念坚定的人也不得不考虑最坏的结果。
向：全球化是个时髦话题，但在世界格局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对这个话题的认识也不是静止的，你怎么看待全球化中文化领域的作用的可能性？
刘：全球化的真身是个西方资本集团在冷战之后提出的全球战略，意在控制贸易流向和经济格局。人家很熟练地通过话语将其包装成一个让利机制，另一边通过设置世界银行，IMF，WTO等俱乐部让发展中国家在门口排队。其的设计初衷是通过资本全球化，通过最高效的资源配置获得最大的利润。是经典的一次大战前的资本盛宴的逻辑翻版。
至于中国的角色在西方媒体上一直争议不断，原因是中国政府事实上一直在做庄国境内的全球化参与，这种组织结构给西方设计的游戏规则带来很大麻烦，直到金融危机前后才发现低估了中国的体量带来的变数，不得不接受中国有了影响规则设定的权力。因而这些年所有的讨论其实只是想知道这种情况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性的。
其实想象一下，要是没有名为全球化这回事，各地域的人一样发展贸易往来，文化和技术也一样会得到传播互通。但不得不说全球化大大加速了这些进程。如果把19世纪到今天的历史都纳入全球化的视角，会发现中国社会比预想中更快地得到了现代化，也比想象中更快地失去了自己的文明节奏。讽刺的是，欧美的情况则正相反。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人都只想得到现代化的好处，不愿接受相伴而来的代价。
政治经济的力量对比迟早会关联到文化的话语权。可以预见西方的综合影响力会从历史高位有一定下滑。中国必定会有一定提升。常常为国人忽视的是，媒体，投资实践和科研实力也是文化力量的贡献者，只要看中国互联网产业，就知道事实上这已经成为现实。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基本靠复制外来文化意识的娱乐业在领跑大众文化多年后，政府一方发出的文化光谱确基本无法吸引年轻人的认同，我们国家的这种上下脱节隐患很大，难怪前美驻华大使洪培博在竞选总统时情急脱口说出可以借助亲美内应扳倒中国。严肃的人文学术领域因为几代人经历的悲怆和意识形态纠结，很可能需要等到国家工业化进程真正完成后才能缓慢地克服对西方文明的恐惧和迷思，与政治达成和解，协同重建文明主体的意识。
向：你是从去英国的开始起就决定最终要回来吗？为什么？回来以后感觉国内艺术圈变化大吗？你是个很有“效率”的人，是不是因为计划性很强？对于中国现实这个太多变数的现场，计划有效吗？必需吗？
刘：我是抱着要回来的愿望出去的，那几年可以说是基本依照当初计划进行。我出国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求学，再说如今留学生的生活质量不太可能会让人留恋。更重要的是，我从没打算放弃回北京的发展可能。这和我在去伦敦前在北京的生活经历也有些关系。08年上半年我在北京见识到当代艺术背后的经济规模，那会儿当代艺术已经上分到了国内艺术品收藏市场上的固定席位。虽然07以后的市场的泡沫被刺破，仍有足够多的人不会轻易放弃好不容易争得的市场环境。我参与过的画廊展览虽然都不算是在核心，也能多少感受到还是有大把潜在的机遇。至于我是早回来，还是晚回来，就是看毕业后伦敦这个地方是否能继续提供给我养料。事实上，我也是在毕业后又工作了近2年，在还有签证的情况下，回国发展了。
我肯定算不上很有效率。我好像不能避免耗费很多时间在调整状态上，但这不妨碍我还是有实现高效低能耗的愿望。可能是更本质的对待工作的态度上，我不能认同把把艺术当做手段。我有明确的工作计划，但日常工作中，也经常自己打破自己设置的时间安排，显然英国的教育不是都奏效。我这些年真正持续在执行的计划可能是对自己和环境都长期维持较低的心理期待，调低环境对自己心态的影响。
离开的那几年，虽然信息不是很灵通，但回来以后就注意到有能耐的年轻人都在前些年积蓄力量，在近3年依托国内经济开始发力。综合过去几年内外大环境的戏剧性变化，对比欧美同龄人来说，国内的年轻艺术家有了更优越的生存环境。
另一方面，我看到的新情况是，政府出于带动城市就业的考虑，也上马创意产业经济，把文化领域推到服务业框架下加速产业化，却无暇顾及文化工作者的生存权益，政策缺位很严重。导致讲究效率的公权力和资本在目前的局面下过分强势。不幸的是，当代艺术家群体在这些年后越发依赖资本主义的发展环境，一些搏出位者还在言行上加强对这种现状的认同。如果艺术家都只关心文艺群体的价值，践行金钱为衡量标准的成功学，在更大的国际竞技场上，这个群体就算人马再多，也就是只有被人操控的命。
向：政治一直是你感兴趣的议题，和你到英国读书的经历有关吗？发现在东西方两个世界生活过的艺术家常常会思考这样的冲突或者说对照，你的观点和早期的艺术家有区别吗？
刘：出国前的我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不愿意接近政治，更不要说去自发去理解政治了。但即使过着那种生活，偶然情况下也会和政治有些交集。05年杭州的反日游行的一个集合点就在我的学校附近，出于好奇，我跑去看热闹。但当看到大群激昂的大学生爬上吴山广场背后的山坡用力挥舞红旗以及人群向西湖边一家日料店扔砖头和啤酒瓶时，反感引得我一心只想着的如何在心理上和这些人做切割。另有一次，我到很小的房屋中介租房子，老板亲自开车带我们去看房，一路上给我介绍地产繁荣，私家车的普及的意义甚至国家政治的方向，当时的我，甚至不打算尝试去理解这个小老板为何如此热心于那些和他社会角色极不相称的事务。直到临近出国，在北京的生活才开始让我有些朦胧的政治意识，开始会想个人和国家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留学那会儿可以说是另一个人生的开始，我以最大的热忱去感知那个熟悉又不熟悉的理想环境，但在还没等到新鲜感过去，我就开始连续体验作为外国人的现实。最快意识到的是自己的语言能力不足导致的交流上的不平等，原来英语表达能力会被关联到对智力上的判断；除了吃的方面，华人乃至亚洲人的社会影响力小得可以被忽略；本国人和欧洲人的集体优越感在各个场合都是被默许的，特别是当主流媒体报道的新闻涉及美欧之外的外国，可以高度一致地使用轻挑的口吻为读者塑造“他者”印象；更终极的想象是，如果西方真如愿实现自己主导的世界大同，今天伦敦，纽约的那种表面上的多元杂糅，实则层阶分明的文化秩序最有可能是那个世界的缩影。
在我待了近一年以后，无论是在左翼还是右翼的论述里，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痕迹被我注意到的频率越来越高，而我发现身边的日韩台湾新加坡印度中南美同学对于这种现实的认可程度却都比我高出许多。这种积累起来的惊讶和不安让我觉得需要做个决定，是继续在自我排解它对我生活的负面影响还是主动去回应些什么？我能有的选项不多，最现成的途径就是把关于政治的情绪和思考做为创作素材。虽然在随后近一年多的课程学习里，尽管在作品上体现的进展让人着急，也没让我放弃这个工作方向，或许是促成这个改变的环境压力始终足够强大。 好在后来我关心的政治也终于从国际身份引发的抗争也逐渐转移到资本主义制度原理以及欧美社会内部无法调和的阶层矛盾等问题，这个过程也让我和老师同学们开始有更多启发性的讨论。
老一辈出国发展的中国艺术家对我影响很大。在国内读书的时候，一直很羡慕他们很早就有机会实地体验欧美的文化环境，以及对文化间的冲突性因素进行各自的挖掘和发挥。等我自己真到了英国，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我才慢慢知道，原来前前后后还有很多有才华的中国艺术家曾经奔赴西方国家却因为各种不利因素最终无缘于自己的梦想。我们视为榜样的海外军团代表，除了个人能力超群以外，后冷战的政治环境帮了他们更大的忙。他们的实践虽说很机智地反利用了身份政治的现成管道，在文化夹缝中艰难地保持的批判性，但他们其实大多数时候仍是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客人，在艺术家的名头前面时时刻刻都加着“中国”的前缀，也就自然不会被鼓励去深究西方世界自身的问题，更极少能获得和一流的西方艺术家对等的权力——代表全人类探讨现代化的因果得失。我自己这代人成长的20年间，获取知识的环境和政治经济格局已经改变了太多。国际大环境的向善更催使人不能停止寻找实践艺术的缘由并理解艺术工作的局限。
向：记得你曾说过，很期待回到国内对中国现实的更切近的观察，那你现在的观察对你的艺术有哪些推动？毕竟，你现在的“身份”和在英国作学生时大不一样了。
刘：回国是这些年来又一次经历的堪称剧烈的环境变化。我关心的是我是否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以找到主人的感觉，毕竟在外面当了多年的客人，有些习惯需要通过新的生活来革新。对于国内的各种场域，我适应的还比较快，以至于我在半年以后，和在英国很熟的朋友们也出现了需要跨越不同现实的疏离感，到了懒得多说的程度。比如我在杭州城乡结合部生活了一年多，就城建环境而言，有很多的过渡状态的事物，比如成片的工地，即将废弃城中村，未开通的道路，新的小餐馆，不断换新面孔的快递员。除此之外，还有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工作旅行，频繁入住各种快捷酒店。对我来说，从一个一切都过于固定而缺少可能性的环境到了一个除了家人，几乎什么都在不停变化的时空中，真的很难描述清楚我是回到了过去，还是快进到了未来。这种生活体验可能让我更加热衷于在政治题材的创作中展现想象力的穿越，把不同背景，不同逻辑的信息拆散再组合，促成非常规思维条件下的意外反应。也或许是我的感兴趣的政治话题里有关系到西方的困境的比重比较大，在国内的环境里思考和创作，等于又一次获得一个距离。
向：政治议题是西方艺术家习惯面对的，你觉得你的艺术（方法或知识系统）有没有太“西方”？这是个问题吗？
刘：我也会反复自问这个问题。关于从寻找问题到推敲方法论的观念艺术系统，说到底是逻辑思维引导下的艺术工作方式，在我们很难说清什么又是当代中国的艺术方式的情况下，这种思维训练也不必要非是“西方”的不可。比如现代知识带来的认识上的解放也同时带来了新的控制，完成现代化后中国人一样需要面对这其中的矛盾。这取决于思维方式上是否灵活，事实和我们喜欢说的“悟性”是同一回事。有所不同的是艺术家的工作有别于回答现成的问题，强调的常常是以主动研究的态度制造疑问，但无论如何，逻辑思维并不是是目的，只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研究和处理方式，至于艺术上能否成立则是要看他能否借逻辑思维的轨迹有创造力的违反逻辑的设定。如果仅仅说这一方面，我的确仍在使用我多年前从英国开始的思辨方法。也许某一天我的思维路径会变得更加本土化，也许不会。但总的来说，我不会担心我的工作过于“西方”，原因是视角和价值体系的因素更是判断的依据，关于这两点，从我的工作看，应该不难判断。
向：文化有很有意思的地图，和纽约、伦敦这样的城市相似，北京是个文化生态非常多样的地方，除了生存需要，艺术家的定居点选择对于他的思考重要吗？北京文化生态的优势与劣势？
刘：北京在搬除了大部分工业设施后，基本上是个消费城市，已经很接近发达国家的首都的感觉，在城市生活上做到不落伍已经不难，但要做的更加时髦还有困难。因为外来人口实在太多，文化的包容度很高，但同时不同人群的隔阂却也比较明显。她的政治地位，人口规模和未完成的形态还在一直还在鼓励各行各业的梦想家，但也不妨碍这座城市理所当然地奚落社会弱势。大多数情况下，大城市往往先定义了她的艺术家，而艺术家很难反过来给大城市定调。艺术家似乎表现的像是最激进的个人主义者，但实际情况中却很在意集体是不是能够保护自己。艺术家好像很在乎理想的专业环境，但和其他行业的从业者一样，经济前景始终是更深层的决定因素。对艺术家而言，一方面得益于资本带来的密集机会和国内最成熟的行业体系和配套，另一方面，又必须忍受大陆城市排名第一的综合成本。环境的特点决定了人的思考的轨迹和方向，艺术家更需要反过来思考自己能给这个城市带来些什么。和纽约，伦敦相似，这是个自相矛盾也百味杂陈的巨型城市，可以说具备了催生当代艺术的绝大多数条件。
向：你有焦虑感吗？
刘：必定有啊。不过新鲜的思维可以帮助消化掉相当一部分焦虑。事实上，是不是艺术家并不意味着自动就能拥有豁达和洞见，而许多看起来一点儿都没艺术范的劳动者却不见得没有这种思维能力。因而我时刻都在想方设法的把焦虑化解成葡萄糖。
编辑：孙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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