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
王璜生：纪念品不是衍生品
艺术品原作买不起，逛完展览想带走几件有创意的艺术衍生品，却找不到。
原本可以解决收藏与公众拥有艺术品之间矛盾的艺术衍生品，在中国却没有几家美术馆、博物馆做得好。在广州的文化艺术机构重镇——广东美术馆中，记者找不到一处展示或销售艺术衍生品的场所。
“我在广东美术馆任副馆长的时候，就尝试做过艺术衍生品，但是非常艰难。”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说，和博物馆一样，中国的美术馆在资金使用规定上，同样要求是回避经营。就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之后，王璜生没有放弃做艺术衍生品的想法。日前，央美美术馆艺术商店携百余种授权艺术衍生品参展“艺术深圳2014首届授权艺术衍生品博览会”。
今天，央美美术馆与别的公司合作，用了美术馆的品牌和有关产品的授权，让外面的公司进行开发生产。但是王璜生仍认为，美术馆应有一个独立的、有资金来源的公司来做衍生品经营，获得的利益要反哺美术馆的整个运营。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王璜生表示，美术馆做艺术衍生品能创造的收入并不多，但它完善了一个美术馆应有的公共服务和形象。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美术馆做的只是一些纪念品，自娱自乐的东西。”王璜生说，“台北故宫单一个翠玉白菜就可以做到几十种、上百种创意小礼品，为什么我们做不出来？”台北故宫艺术与文创衍生品每年做到上亿新台币的规模，而可惜的是北京故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有着如此丰富的资源却没有好好开发。
王璜生说，目前，大多数美术馆是吃“皇粮”的，收支两条线，经营所得收入必须要上缴国家，所以许多人怀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愿动心思去搞艺术衍生品的开发。另外，整个美术馆文化基础太薄弱，包括从业人员和所做的工作总体并不让人满意。“试想一个展览做得不好、又没有形象的美术馆，公众怎么会有兴趣去买它开发的艺术衍生品呢？”
访谈
陈劭峰：
展览好不好，可以看
衍生的产品卖得好不好
记者：今天省博对于文创产品的开发是怎样的？
陈劭峰：我认为，“把博物馆带回家”的文创产品非常重要，是展览和博物馆文化的延伸。一方面，文创产品让文化不仅仅在博物馆的殿堂中，更融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人们因为看见衍生品，对博物馆文化、个别展览产生兴趣，这才是达到良性的互动。它甚至起到风向标的作用，一个展览办得好不好，可以去看看衍生出来的文创产品卖得好不好。
近年，文博界开始重视文创产品，还成立了专委会。在中国博物馆评级考核体系中，除了一些绩效，还包括文创产品。但是，目前各地的博物馆情况各异，差别很大，需要在文创产品开发上，建立规范。
但目前我对这块并不是很满意。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建于2010年，当时为赶亚运会，筹备非常仓促，很多服务设施，只满足了观众的基本需要，如咖啡厅、餐饮，等等。对于文创产品，当时没有设置专门的制度和资金投入。
记者：有评论认为，官方博物馆在推动文创产品开发方面缺乏动力？
陈劭峰：现在的情况是，点子很多，但困难重重。以我的理解，文创产品首先是商品，其次才是作品，得让消费者有购买的欲望。文化事业单位不能办公司，其实是一个矛盾。文创产品需要面对市场，不能只顾好看不好看，还要考虑市场需要。现在其实并非是一个良性推动文创产品的发展模式。
今天的情况是，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方面的投资。在博物馆的整体拨款和预算中，没有一块是做文创产品的。而今天在国内一些新建、改扩建的博物馆，如南京博物院，事先就想好了，就会在文创产品上有较大的预算和投入。
记者：今天，省博采用怎样的开发形式？
陈劭峰：我们采用特许经销商的形式。他们负责用我们的元素进行设计，博物馆进行最后把关，然后在博物馆销售，大家分成。文创产品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非常陌生的领域，真的把文创产品做成商业模式，才有后劲。不仅缺乏人才，更缺乏政策以及好的平台。其实，如果这个平台得力，有些公司是愿意自己投资进去。如今，没有政策让我们可以往这方面投钱，但文创产品不投入是做不出来的，没有办法投入，产出就会受到影响。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成立独立的公司，用市场的方法来操作它。外包公司不会完全按照博物馆的想法去做，未必能达到博物馆想要的效果，毕竟只有我们才知道展览里、藏品里那些是最好的东西。
记者：北京故宫博物院今年在相关方面的动作引起你们注意了吗？
陈劭峰：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是两个很特别的文博单位，级别高、不缺钱，讨论它们是没有意义的。在全中国的博物馆中，它们是特殊的例子，如果把它们当样板，谁能学？另外一个例子是上海市博物馆。他们在开馆之初，就已经开设公司。做产品赚到的钱，继续投入到做更多的产品上。他们有上万种产品，多的时候能赚4000万元。
记者：今天中国的博物馆美术馆蓬勃发展，但依然和海外有着很大差距。
陈劭峰：是的，很多事情我们以前没做过，现在只能慢慢摸索，但这也有一点好处，我们后面做的，总能总结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但我认为，还要另辟蹊径。要是跟着别人走，是永远都跟不上的，毕竟人家做得早。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