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纽约苏富比举办的摄影作品专场拍卖会上，21,325,063美元的成交总额打破了摄影作品专场成交额的纪录。作为艺术收藏的小品类，摄影艺术近年来在市场上的表现堪称不俗。而从国内摄影作品收藏市场看，清末民初的老照片无疑是主流类型之一。有学者表示，这些清末民初的旧影像作品给后世留下了直观、真实、鲜活的历史场景，对于历史研究而言，照片作为诞生于近代的新史料，直观真实，但与收藏市场的“追捧”相比，目前国内对于旧影像资料的系统搜集、整理及研究却仍很不够，亟须加强。

娱乐消遣高官百姓的共同爱好

照相技术1839年在法国问世，5年后，法国传教士南格禄将之带入上海，并由此在中国传播开来。根据史料显示，近代中国最早的照相馆，由上海隆泰洋行1852年开设。可惜，由于天主教会的历史资料被毁，加之银版照相的技术特点等因素，南格禄的照片未见传世，最早出现的照片因而无从考证。

出于对新兴事物的怀疑，照相最初传入也曾遭遇阻隔，不过到了19世纪70年代，这一技术逐渐普及开来，成为清末民初一种大众化的娱乐和时尚。“鬼工拍照妙如神，玉貌传来竟逼真。技巧不须凭彩笔，霎时现出镜中人。”这是文人墨客以摄影为题材所作的短诗，发表在当时的《申报》上。照相的写实使得“影像铺”的画师受到巨大压力，其中不少开始转行，成为早期的照相师。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葛涛介绍：“照相传入以后，娱乐是当时人们的主要需求。清末时期上至最高统治者，下到普通百姓，以拍照自娱者大有人在。慈禧太后晚年在她的宫禁园林中曾经化妆照相，扮成观音，李莲英扮成了善财童子;袁世凯在彰德府邸中，扮作钓翁拍照取乐，这张照片还曾发表在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上。至于普通百姓，更是千姿百态，不一而足。”

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在介绍当时的照相价格时，以“张园主人张叔和将光华楼照相馆引进园内，为游客们提供服务”为例：四寸六角，六寸一元，八寸二元。以当时的物价水平而言，“六角钱就可以在园内的酒楼叫上一斤黄酒、一盘狮子头、再来一碗汤面，一个人笃定混一顿醉饱了。因此，彼时的照相花销不菲”。

有研究学者说，戏剧名演员是当时上海社会的明星，也是引领时尚的风向标，各类名伶爱拍戏装照、便装照，这些“明星写真”成为票友珍藏的对象;他们在照片中的穿着打扮，一招一式，往往会成为社会时尚的发端。

实用便捷促进清末民初社会管理“转型”

葛涛说：“清末民初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上海，实用化和市场化，使得照相业深深地融入了社会生活之中。比如，在上海的社会管理领域内，巡捕房开始给犯人拍照存档。”

在1886年1月11日的《申报》上，有这样一则新闻“昨晨，虹口捕房富捕头派捕，将满期应释之犯3名押赴老巡捕房，各照一相存案，闻一犯系偷窃小车者，余皆因争殴判押云。”专家指出：“给犯人拍照备案能够被《申报》冠以标题、作为社会新闻加以报道，可见这在当时尚属罕见。”与中国传统的画影图形相比，用照片来对号入座，验明人物的身份，准确程度和办案效率都会大为提高，巡捕房利用它来为自己服务，也是大势所趋。

照片除了用于侦破案件之外，还被当时的政府用来缉拿政治犯。1898年9月23日，上海道台向英国驻沪代理领事发去一封信函，要求协助捉拿已被清朝政府通缉的康有为，随信还特地附上一张康有为的照片。英国领事凭借照片，很顺利地找到了康有为，只是并未缉拿，反而帮助他逃往香港。

在慈善事业中，照相同样发挥了不小的作用。1893年，福州一位名为卢善孙的善士在福建买下了一名大约6岁的男孩。因男孩的江浙口音，卢善孙特意替孩子拍摄了大小二十余张照片，寄给了上海仁济善堂的施少卿，请他分别悬挂、招人识认，最终促成男孩与家人团聚。在梳理大量资料后，葛涛认为，这是照相开始为社会服务，走上了“正用”的标志。

此外，从清末开始，照片也开始运用在人事管理方面。宣统年间，学部作出规定，凡参加各类考试的考生必须在考前拍照，否则不准参加考试。外务部在录用人员时也要求持照片前往面试。有学者认为，这些举措极大地推进了照相的实用化，使得照片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上海的照相业也因之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搜集研究业界学者呼吁应当加强

清末民初的旧影像，在史料研究方面有着重要价值，国内对此的研究起步于2000年，目前尚处初级阶段。

业内专家表示，涵盖中国社会这一时间段的照片，大多收藏于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的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也不乏私人藏家收藏。葛涛不无遗憾地表示，尽管国内一些图书馆也略有收藏，但是目前仍呈零散状态，未能形成体系。

影像收藏的短板，并非体现在清末民初老照片这一个方面。中国美术馆收藏部赵辉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中国美术馆自1984年至2014年这30年间的馆藏摄影作品共计785件，占馆藏作品总量的3.8%。而相比之下，英国皇家学会的收藏就显得非常惊人。英国皇家摄影学会秘书长介绍说：“英国皇家摄影学会的影像收藏始于1853年成立之初，1890年开始进行系统性收藏，1924年起接受社会捐赠，如今影像收藏数量已达25万幅，大部分作品来自社会捐赠。”

一些专家提出，国内一些城市已经着手制定建立影像博物馆的具体方案，但如何找到一种创新的思路来搜集、保护、研究珍贵的影像资料值得我们好好思考。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