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从室，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是抗日战争时期，蒋中正身旁最重要的幕僚组织，侍从室早在1933年，蒋中正驻节南昌，设立南昌行营指挥江西剿共时就已成立，由随行参谋、秘书与译电人员组成，分为警卫、秘书、调查及记录、总务四组，以处理各类函件公文为其任务。1935年2月，南昌行营撤销，侍从室重组，设二处五组，一处下辖总务、参谋、警卫三组；二处下辖秘书、研究二组。钱大钧于1936年2月至1938年2月间，担任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并于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间，复任第一处主任。此二册手令中，涉及侍从室的有19通，其中蒋中正手书18通共22纸，钱大钧回执1通4纸。另有涉及两广事变手令1通 1纸，为蒋介石亲笔书于1936年9月2日，命令钱大钧速往黄埔。“两广兵变”，又称“六一事变”，指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举兵反对蒋介石。两广事变爆发后，蒋一面调集军队入湘防御，一方面派遣时任侍一处主任的钱大钧，收买陈济棠主力粤一军军长余汉谋。7月，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70余架投蒋，余汉谋也通电拥护南京政权，陈济棠不战自败，7月18日通电下野赴港。之后，桂、蒋双方通过调停，于9月中旬会晤于广州，言归于好，两广问题遂和平解决，蒋书手令，当是筹划在广州会晤桂方将领之时。

在和平解决两广事变不久，1936年12月12日，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事变之前，蒋介石曾派遣钱大钧接触张学良，想借二人曾共事于“鄂、豫、皖剿总”（张学良任副总司令，钱大钧任总参谋长，1934.2-1935.2）、“武昌行营”（张学良任主任，钱大钧任参谋长，1935.2-1935.10）之交谊，分化东北军与西北军高层之关系。但事变突然，之后的发展、结果业已被今人熟知，唯蒋介石对于处理杨虎城的态度，似应重新对待。手令中，涉及西安事变者，5通5纸，皆为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由蒋介石亲自下达。其中三通与杨虎城直接有关，皆是询问其病情，催促其离陕来沪，结合《蒋中正日记》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之纪录，“杨虎城果离陕到沪，预备出洋，则西安叛变事件可告段落，然而时已半年矣”，可见蒋介石始终是以敦促杨虎城出国为事件解决的标准，并未采取更强硬的手段。

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杨虎城曾通电全国，提出改组政府、停止内战等八项条件，其中第三项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即1936年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政府下令逮捕了救国会七位负责人：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该事件发生于西安事变之前，却到翌年7月31日才得到解决，又称“七君子事件”。手令中有1通2纸，与“七君子”有关，为蒋介石派遣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叶楚伧，去探明沈钧儒等人的“悔过”情况，并希望能将沈押解庐山一晤。七君子态度明确，绝不悔过，加之蒋介石认为沈案为中共制造了舆论氛围，故双方僵持不下。遂此事直到“七七事变”之后，全国抗日军兴，才得以草草收场。蒋介石手令发布之时，正在庐山，筹备第三期暑期军官训练团，并在之后不久便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讲话”，此二册中，共有蒋介石1937年庐山时期手令7通，共9纸。

1938年2月之后，钱大钧从蒋介石侍从室一处主任兼侍卫长之职，调任空军委员会担任主任，直至1939年5月被免职，其间依然可以得到蒋介石手令，但工作重心已由幕僚、参谋变为战场决策与部队建设。在担任空委会主任期间，钱大钧参与了“人道轰炸东京”、“武汉空战”、“重庆空战”等战役的组织与筹备工作，但最终因其所部保卫重庆不利，以及挪用空军公款，被蒋介石免去空委会主任一职。此一时间，钱大钧共获藏蒋介石手令7通21纸，另有1通2纸，为1945年第二次出任侍从室主任时手令，与空军飞虎队相关，故合并为襄赞航空事业一类。

未能归为以上五类的，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其一，为蒋介石向各高级将领、政要所下达之军政命令，如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平汉路北段作战、临沂保卫战的部队调动、装备配发、物资转移等；其二，为蒋介石向侍从室下达的一些日常命令，如查找军官简历、询问部队装备与驻地等。

通过以上所述手令，除了解析、补足相关历史事件以外，大多能窥见蒋介石处理事务时事无巨细、精准严谨的风格，如其对于军官简历的考察已经到达旅一级，对于部队装备的考察已经深入到营一级，对于侍从官的月考成绩要亲自过目等。但由于资料与精力所限，手令中涉及时间、人物、事件，恐有失实之处，还望史家明辨以正。

编辑：冯漫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