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朱久洋
作品名称：《 盲人宣言 》
作品形式：现场图片，视频
合作艺术家：陕北延川盲人说书团
作品实施场地：北京宋庄99美术馆，原创四维艺术空间
道具：展台，白布，说书所用乐器
内容：《世界人权宣言》
改编：曹柏植
时间：约40分钟
 
编者按：2015年1月18、19日，当代艺术家朱久洋最新的观念作品《盲人宣言》分别在北京99美术馆和四维艺术空间举行了首演，来自陕北的5名民间盲人说书[1]艺术家用方言演奏了《世界人权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全文。笔者就此次表演的一些背景和观念表达与朱久洋进行了对话。
 
罗菲：你跟那5位来自陕北延川县的盲人怎么认识的？
朱久洋：几年前我看到青年导演白志强的纪录片《边走边唱》，拍摄的是陕北清涧的盲人说书队的故事，我当时就特别有感动和他们合作一个作品。最初是想用他拍的那群盲人来演出，他们以前是毛泽东文艺宣传队的，但现在年纪太大了，合作太困难。后来白志强介绍我认识了延安著名曲艺家曹柏植先生，他给我介绍了现在这个盲人说书队，他们来自延川，是用琵琶演奏，之前那个说书队是用三玄演奏。他们五人中有一个人可以看见一点点。
 
罗菲：他们以前主要是唱什么的？
朱久洋：他们以前主要唱陕北的民间故事段子，也是县里面自发组织的文艺宣传队。
 
记者：为了这件作品，你用了三年时间往返北京和陕北。
朱久洋：是的，来回三年时间。我开始以为特别简单，觉得只要把“宣言”的文字稿给他们就能唱出来，后来才知道不是那回事。把“宣言”做成陕北说书是需要改编的，这个太专业了，而且改编需要花大量时间，曹老师也忙，中途好几次我都说放弃算了。曹老师是个老好人，最后还是答应给我做了。还有就是跟盲人的团队沟通特别难，每个人的思维和工作方式都不一样。再加上这次演唱的内容对他们来说也是全新的，以前的说书都是祖传下来的，容易记，也有政府编的歌唱社会主义好的曲子，那些都容易。这个对他们来说没经验，又没有故事情节，不好记，也只有曹老师才能和他们沟通，后来我发现这件作品没有他就没法做。
 
罗菲：合作过程中他们能明白你的意思并积极配合吗？
朱久洋：我们在陕北老家排了很长时间，在北京就只排练了一天。他们是第一次到北京，他们在老家也没人重视。曹老师给他们解释这件作品，鼓励他们过来，我也给他们一点报酬补助。一开始只有三个人愿意来，后来我说给你们买机票，带你们去天安门，结果另外两位又答应了。这是他们第一回坐飞机，第一回来北京，我也答应带他们到天安门广场转转，到了天安门也看不见什么，就是在广场走走转转,也算是了了自己一个心愿。
 
罗菲：他们唱这个“宣言”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朱久洋：首先，这个演出没有故事，又不好背。其次，一开始他们中也有人的担心会不会有麻烦，我说中国也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更是相关公约的缔约国。当然，在合作的过程中，他们还是领悟了“宣言”的要义，感叹到：“哎呀！原来人人还是平等的呀？！”我没有特别问他们对权利的理解，他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宣言”，也许就像他们有一句里唱的：“唉，那什么时候也不得平等。”但可能在唱的过程中会渐渐感受到什么，当一个人反复说一句话的时候，这句话也许就会在他的心和思维里产生作用，这也是这件作品的另一种意义。
 
罗菲：你认为他们会把“宣言”带回陕北的山里吗？
朱久洋：民间没有人听，民间都想听好玩的，这个不好玩。
 
罗菲：“宣言”是总共三十条组成的条例性的文本，而传统陕北说书里表现的都是讲究故事性和趣味性的内容。这对观众来说是否构成挑战？
朱久洋：首先，现场没有安排字幕，观众基本都没听懂，这也是我特别的安排。因为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作品，不是一场演出，正因为这样，作品有了很强的反讽性。对于观众来说，在一个没暖气的厂房里坚持下来，真的不易，不过现场效果还非常好！
 
罗菲：正是“说书”表演的趣味性和“宣言”的严肃性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也使得“宣言”带有反讽的意味，因为传统“说书”里说的内容其实都是虚构的。另外，从他们几位的演出表情来看，带头弹奏琵琶的那位像在唱摇滚。
朱久洋：是的，其实我一直认为，西北的民间艺术都有很强的现代音乐特点，像陕北民歌、说书，甚至秦腔，这些说唱都是把自己的感受用很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
 
罗菲：这件作品和你以往的作品相比，给你最大的刺激和挑战是什么？
朱久洋：主要是舞台与音乐和当代艺术的关系，舞台和音乐是我特别陌生的。我把舞台和音乐拉进作品里，但又不能做成演出，毕竟它是行为艺术。这个度很难把握，弄不好它就成了一场演出，不过现在看来就是一场演出也很好！为什么这就不能成为作品呢？
 
罗菲：从你个人的创作历程看，你一直很善于引入你生活经验里的场景和事物，比如你绘画和行为里的羊群，这次又引入陕北的盲人说书队。从基督教艺术的角度看，你也善于表达这样一种带有宗教气息的画面，比如绘画和现场作品《迷途的羔羊》（2010年）里将明显带有基督教意味的“迷失的羊”的形象引入现场。盲人在《新约》里同样有特别的含义，象征被耶稣怜悯和医治的对象，耶稣也谈到“盲人引路”找不到出路的自以为义的荒诞，艺术史上表现这个题材的有勃鲁盖尔著名的油画《盲人引路》（1568年）。
朱久洋：我想这就是我特殊的一种宗教体验，这也是其他很多艺术家没有的。《迷途的羔羊》里羊的声音有很强的隐喻，指向人的一种状态。这次盲人也有很强的隐喻性，在圣经的叙述里，我们每个人都是瞎子，看不见真理的人。因此盲人的隐喻性是我特别强调的，我特别在找这种东西，就是我的作品不明确指向一种政治，而是指向人，因为在人的问题里他本身就带有政治，这样作品就深入一些。
 
罗菲：因此你的作品具有多层次的公共性，一方面是政治或称公共生活的，另一方面却是灵性的。盲人演唱“人权宣言”这个行为成为灵里瞎眼的人渴求被关怀和得到自由而发出呼求的象征。我们知道，《世界人权宣言》起草的直接原因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省，那么你的《盲人宣言》则是对人类背离上帝，逃离伊甸园之后的人类美好生存的反省与渴望。可以这样理解吗？
朱久洋：其实《盲人宣言》这件作品不仅仅是对现实的一种表达，我从来不会直面政治发声，事实上我更多是从人的层面来做这件作品，但又可能映射出这个问题。最终还是对人本身的一种追问，难道我们不是瞎子？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我们离真正的自由权利有多远，当盲人把人的权利和自由唱给明眼人的时候，这难道不是反问我们的内心？
 
罗菲：无论是《迷途的羔羊》现场还是《盲人宣言》现场，你都直接引入对都市生活来说极为边缘和陌生的对象，比如前者是游牧生活中的羊群，后者是大山里的民间说书，这使得现场具有非常强烈的张力，形成一种对抗。比如《迷途的羔羊》里被悬挂的不断呻吟嚎叫的羊，还有戴着狼面具的羊与其他羊群在羊圈里的紧张气氛。这次《盲人宣言》里来自底层社会的盲人本身就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群，这样一群人欢天喜地地高唱“人权宣言”，这与被悬挂的羊的呻吟一样，引起人们看热闹的尴尬和愤怒。我觉得你在作品里把握住了那种仪式的荒诞感，和你的绘画里的有些场景很像，无论是被吊起来嚎叫的羔羊还是唱“人权宣言”的盲人，他们都被放置在一个剧场的中心任人观看甚至唾弃，它是荒诞的，也是神圣的，正如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场景一样。发出强大声音的不是强者，而是人们所不屑的弱者——不能自救的羔羊和无法看见也得不到保护的盲人，这正是你的作品“荒诞”的地方。而其神圣性又在于他们不顾自己的受苦处境一直在为他人发声。
朱久洋：艺术家在寻找自己创作资源和材料应用的时候，是和他的个人生活经验不能分不开的。很多年前一个冬天的傍晚，我一个人走在渐渐发黑的乡村马路上，空气里夹杂着煤烟的味道，这时我听到一个柔弱的声音：“卖红芋咯——”。他一个人弯着腰，拉着架子车不停的重复着一句话，那柔弱的声音特别扎我的心，那时我想，最柔弱的声音才是最有力量的。
 
罗菲：谢谢你的分享！
 

编辑：李保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