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魏传忠在两会期间发言，对我国艺术品市场上触目惊心的乱象表示深恶痛绝，认为它不但扰乱了艺术品市场的秩序，影响了我国艺术品行业的国际形象和声誉，而且与我国建设“文化强国”、“质量强国”的发展战略格格不入。为此他建议，构建一个以科学鉴定为基础，以经验鉴定为借鉴，以标准计量为依据，以认证认可为手段，以检验检测为依托，以信息化为平台，并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艺术品鉴证质量溯源体系。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追溯技术、信息技术等现代技术，实现对艺术品质量和市场的有效追溯和监管。

稍稍过目魏先生的建议，不难看出，魏先生是内行，他的建议是经过了大量调查、认真梳理、缜密思考后的结果，很全面、周到、科学。我们十分渴望，乐观其成。

当然，如此庞大的体系，必然是国家行为，而且不可能一蹴而就，将来碰到的具体问题一定不少、不小，且不易解决。但鱼龙混杂的艺术品市场上的真伪、优劣文物是个无穷大的天文数，要想给它们科学地鉴定出结果，并建立起可追溯的档案予以应对，谈何容易。

首先，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力量固然可以运用行政手段组合起来，但困难的是检测的对象是文物，它所接受的必须是无损技术。因为检测采样而产生的任何细小缺损和遗痕，都会对文物造成伤害，因此，自然科学上许多已经成熟的技术，在文物面前只能望洋兴叹。即使比较成熟的热释光瓷器检测(也需微量采样，有待改进)，本世纪初，也有作伪高手能随意地在新瓷中注入他们所要的年代数量，使这项技术差一点濒临崩溃。

以后虽然又有了反制手段，但难免“矛”与“盾”再次循环。另外，靠经验鉴定的专家资源也是个很大的难题，全国的博物馆、文博考古学院(系)、拍卖行等与文物有关的专业机构专业人员那么多，但在真伪文物面前，真正有眼光、有担当，令人信服的尚属凤毛麟角，在如此庞大的市场面前，简直是杯水车薪。况且，文物的种类繁多，内容深奥，分工精细，在陶瓷、书画、青铜、竹木等的大类中，专家往往只能涉及其中的个别或局部。即使面对同一件文物，权威之间的观点也并不一致，学术争论、互不买账的现象都客观存在。

以我比较熟悉的玉器而言，仅仅是唐宋元明清各个时代必须烂熟于胸的各种器物的造型特征、加工工艺、社会背景等项，就让人晕头转向。当年，苏州文物商店的张永昌先生，仅仅为我们讲授各代玉龙的基本特征，就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直到他体力不支吐血为止。可见文物的“水”有多深！

其实，魏先生理想的机构即使哪一天真的出现了，还是会碰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上世纪末，上海博物馆也曾有过良好的愿望，想利用自己掌握的科技手段为社会藏家的瓷器做科学鉴测，以供参考。结果因为经常有悖于藏家的预判和付出，让不少人心绪紊乱，气愤不已，又是打官司，又是告状，胡搅蛮缠，让单位陷入了无穷无尽的漩涡，好事不成反引来了不必要的尴尬和憋屈，就此关门大吉。

经验鉴定则更成问题，这方面的情况局外人本来就摸不着头脑，加上一些跌进“孔方兄”不能自拔的专家的搅和，文物市场早已雾霾重重，积重难返。虽然不少人在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收效甚微。记得2009年6月，伦敦大学曾邀约国际上众多文博和商界的专家学者为之把脉支招，方案很多，但每一项几乎都有缺陷，无法兑现。我当时即兴提出一个想法，是否选择重点，解决当务之急。以社会上影响重大的文物的真伪纠纷、欺诈案件等为对象(以协助司法机构、海关罚没为主，适当接受一些民间主动申请的重要案例)，先用一切可行的科学手段进行鉴别，辅以经验鉴定作出结论。但问题是，最后由谁来拍板呢？过去往往由个别权威决定，似乎名气大的总是对的。其实不尽然，“汉代龙凤纹黄玉梳妆台”“汉代金缕玉衣”等臭名昭著的深刻教训，无不让人心灰意冷。几年前，我发现某博物馆的不少展品都是赝品，作为同行，我对其领导诚恳地发表了意见，想不到，他很轻蔑地撂下一句话，我们请来鉴定的是×××、×××。哦，他们都是国内赫赫有名的大专家，言外之意……为了尽可能防止少数人知识面上的偏差，防止个别资格老、身份高、来头大的专家有意无意的“阴沟翻船”，是否可以采纳国外法院“陪审团”的方式解决。“陪审团”成员应该是事先经过严格审核的专业、人品可靠的文物专家。为了规避“走后门”“打招呼”的弊端，“陪审团”可以采用随机抽号组合，以公平公正地行使权力。　　艺术品市场仍然十分混乱，我的一位朋友被上海一家非法拍卖行骗去50万元“服务费”已有三年多了，报上也曝光了，但竟然对此事毫无办法。所谓的“办法总比困难多”，在艺术品市场面前显得相当苍白。不过问题总得解决，让我们集思广益，积极行动起来吧。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