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宾虹晚年在作画

今年是书画大家、学者黄宾虹先生诞辰150周年、逝世60周年，结合浙江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先后举办的一系列大展与研讨活动，特推出专刊，纪念一代大家。黄宾虹自云：“古之士夫，道艺一致。”黄宾虹作品以其所蕴的“内美”，外形华滋，因综合而浑厚。黄宾虹所说的“内美”，包括人文、自然、书法文字，画的结构及作者人品、学问、胸襟、境遇等。

如何看黄宾虹的画。也就是赏鉴的问题。黄宾虹先生是大画家，又是学问家。他的著作，包括画理、画史、画法、画评以及金石文字、诗文、题跋等，有200多万字，书画有上万件。像我这样“小”而浅薄者，要去解读，实在太难。我的老朋友、前辈姜澄清先生说，赏与鉴，虽属近义词，但同中有别，赏是对艺术品的玩味，而鉴则有别真伪、辨源流、定品位的意义。赏而不能鉴，是浅下功夫；鉴而不能赏，是门言艺；惟二者兼能，才算是通透之功。只有学问家的艺术眼光、艺术家的学问态度合一不废，才可谓是中国式的“审美”。所以赏鉴很难，解读黄宾虹的画，尤其难。这里只是就我的认识，谈谈对黄先生作品的理解，抛砖引玉。

一

古人说：“道不离器”，谈画同时要讲理，黄宾虹说：“气韵出于笔墨”。气韵生动是中国画的第一义。气韵属精神性，又是经验性的。“笔墨”是具体的，同时涵有精神性的内容。所以赏读是一个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交互理解过程。黄宾虹的画，看看似乎差不多，因为其中道理是一样，但感觉很不一样。这一幅只有焦墨，另一幅用了三种墨，或者四种墨，这一张以破墨为主，那一张是积墨，总之，加减乘除，变化很多。讲画就要讲法。作品已经把“意思”表达出来了，说明是“有法”的，但黄宾虹明明说：“有法而不言法”，他不讲法，你说我怎么讲？无非加减乘除，“筑基于笔，建勋于墨”。这就是难处，也正是显出他的变化的大本领。

黄宾虹《奕通略说》里有一句话：“堂堂之陈，正正之旗，中华有人，决不让步”。堂堂之陈，正正之旗，是南宋陈亮答朱熹书里的话。他批评朱熹把义与利、理与欲绝对对立的观点。黄宾虹引用这八个字时，没有打引号。他在画理、画法的著作中，也常不注明出处，不打引号。说句玩笑话，他侵犯了“著作权”。但我们的古人不这么看。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里说，别人用了我的发现或观点，无所谓，因为学术是“公器”。过去中国人就是这么大度。

“堂堂”谓“大”。孟子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为信，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他是论人的，这里移用于论画。黄宾虹的作品，是“大”而“神”者。黄宾虹作品以其所蕴的“内美”，外形华滋，因综合而浑厚。黄宾虹所说的“内美”，包括人文、自然、书法文字、画的结构及作者人品、学问、胸襟、境遇等，涵盖了整个中华文化精神。“神”谓变化不测。在黄宾虹的作品里，找不到现在流行的所谓“图式”。他拿起笔就画，无意有意间，就成了一张画，而且非常有意味。这是古人说的“画自来寻笔墨”。每张画，几乎都有不同的境象。我们现代人作画，一般都从“立意”开始。黄宾虹不一样，令人不可思议，不知其来，变化无端，就是神化。

读黄宾虹的画，先不能不说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根本性问题不清楚，看黄宾虹的画就不会懂。

中国画是象征性兼“呈现”的艺术。所谓象征性，就是中国画的“形”，借物写心写意，主要不在于表现物象。当然，物象也要画，但主要目的是通过它表现人的精神。马一浮先生有两句话值得我们思考，牢记：“文化乃人心之所动”，所以有高下、美丑、善恶之分；处处“皆有人在”；则看事物就不会孤立，片面。第二点是我们传统的“综合思维”：合心目（心物），包内外、兼本末。我们遊山玩水，不但站着看，还要遊、观、看大、看细，看的时候还用心“观”。山水画，就是“由心目成”的。包内外，主观与客观融在一起，兼本末，应用到画物象的“形”，如我们到黄山，不同地理环境，松树的姿态不一样。掌握了它们的生长规律，就不需要“模特儿”了。山水画里的“景”，“景者，制度时因，搜妙创真”，不仅仅是眼睛所看到的。黄宾虹说山水“取舍不由人，取舍又由人”，“不由人”的是自然规律，“由人”是说艺术本是一种创造。

呈现，最显著的表现在用笔的“人化”。与形象一体的用笔，表出的是人的性情。

还有一点，《尔雅》：“画，形也”。宗炳说“以形写形”。前一“形”指画中的形，后一形指客观现实中的物象。中国画里的“形”由合心目面成，不是“模仿”。同时“形象”是“形”，不成形象的空白也是“形”，不画出，不画到，无笔墨处，都是“形”，即张彦远所说的“不了之了”。无笔墨处令人思，是中国画的“妙法”。

画的最高境界，黄宾虹说：“以自然为极则”。自然就是“天”。什么是天？金岳霖先生说，你越想紧紧抓住它，它就越会从指缝中溜掉，“如果我们把‘天’了解为‘自然’和‘自然的神’，有时强调前者，有时强调后者，那就有点抓住这个中国字了”。神不是指上帝或造物主，是说生生、变化、不测。黄宾虹就抓住了二者。黄宾虹的“内美”，是他一生经历和治学的“自得”。“浑厚华滋”是他对民族精神，对自然的“气韵”的体认。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黄宾虹就是画他自己，不虚伪，己之自然合于天之自然。现在流行“任性”。我们要达到什么？我们画画是否真诚实意？画也是一“物”。画以性情为本。画画的基本目的，是提高人生境界。孔子说，为己才能为人。

中国画中的形是“意想之形”，要求“摆脱物性”。画评中许多批评之词，如气、韵、骨，都是“中性”的。韵有雅、俗。陶渊明《归园田居》第一首第一句：“少无适俗韵”。他当过小官。官场迎来送往，会有“媚韵”。骨有“通神”的瘦骨。轻的可能是凌云的仙骨，也可能是轻骨。还有贱骨、俗骨等。再小一点，如“圆”，“圆”是讲“厚”，有力则厚，用锋则厚。又谓圆通“画出的画”（点、画之画）尖刺就不好。枯木朽株，虽圆而不厚。在扁薄的纸绢上用水墨作画，无论如何突不起来。大青绿设色，要求的也是薄施而“厚”。画山石不是画土石的物质，是表现刚、柔的“质性”。实际上这些都是讲精神，讲人、讲感受。因为时间关系，不多说了。

我们现在讲的中国画，如邓以蛰先生所说，指“别于绘”的、“书画同源”之画。中国画史，可以看作笔墨发展史。它的演变大致是“线——骨法用笔（晋顾恺之，南齐谢赫）——用墨（山水兴起；五代荆浩提出“六要”之墨。从此“笔墨”连用。）——元人“以书入画”——明清人深入，讲笔精墨妙，抒写个性。其中唐代张彦远“书画同体”，“不见笔踪不谓之画”的见解，底定了中国画的“相性”。用书法笔法应用于写形，从一个方面成就了中国画艺术表现的独特性。黄宾虹说：

欧人对于艺术不讲用笔，以形似为成功，其最高境界乃同于我国之能品耳。我国艺术向重用笔，以成德为尚。于能品上有妙品、神品、逸品，以成功之作能品为起点。欧人则以能品为极。何以成斯之象？盖我国艺术家人品高尚，其所作不为名利所夺，故有超人之成功。

黄宾虹在这里实际上是指出艺术表现上“用笔”与“线”的区别。“线”是绘画的“共法”，“用笔”是“个法”。西方的线条，主要用以描绘对象，除了美术性（如优美）和略带感性，之外没有更多的意味。所以，“线条”本身不会有普遍性的批评标准。中国画的笔墨表现，则是“写形”与“流美”一体，所谓“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用笔用墨除了写形，本身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孙过庭《书谱》：“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性情，草以点画为性情，使转为形质。”山水画，“笔以立其形质。”黄宾虹的“五笔”：平、留、圆、重、变，都是用书法的笔法作解释。“平”如印印泥，如锥画沙，是说笔所到之处，处处实在而不虚浮，“留”如屋漏痕，是说一一自然，不做作，不勉强，等等。

中国画的“用笔”（用墨由笔出，即以笔为骨）表现出的是作者的性情，以及对普遍人性的要求，含有做人的准则，因此，笔墨是有标准的。这就是钱锺书所拈出的“人化”，把文章当作“看人”——是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近现代的西方美学家和艺术史论家，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如法国居约认为：“美感越是高级，就越是非个人化”，英国贡布里希说：“艺术本身能成为我们的一种道德价值象征。”人化文评可移用于评画。黄宾虹所总结的“五笔”就是对做人的要求。大凡笔墨的厚-薄，重-轻，沉实-浮滑，圆融、尖刻、流动、板滞、灵秀、浊笨，以及气格的生拙、甜俗等等宜与忌之分辩，都是以生命化和人性与人性，普遍的做人的道理为准则。

清代乾嘉年间，范玑说：“以画笔成，用笔既误，不及议其画矣”。王学浩说：“作者第一论笔墨”。他们的看法，虽有偏颇，但也有道理。上面说过，笔墨是中国画的“实体”。笔墨表现，书法通于画法，成就了中国画的“一元”。当然，各人走各自的道路，不用“笔墨”，画出好画，我也承认，也喜欢。但对中国画来说，笔墨不好，就不是好的中国画。艺术“异”中见同“同”，没有异，不能有同。

以书法笔法加上侧锋等应用于写形，成就了中国画艺术表现的独特性“中国画”之称谓，名正言顺。这里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1.画法通于书法，在中国画是普遍性。即北宋山水画大家郭熙所说的“笔与墨……近取诸书法”，也就是黄宾虹所总结的“五笔”；元人以“以书入画”，进一步以某种书体的笔法写画。如倪元林以晋人书风，王蒙以金石笔法，方方壶以草篆等。2.黄宾虹则要上溯三代汉晋六朝自然、淳朴的“不齐之齐”的“内美”，他最推崇的是金石家之画，“从铜器时刻中得来，领会古画意味。”他关注的是“理”，不太在乎具体的某种笔法。也就是说，他看重汉字的生成，即文字的结构方式，不在乎各种字体的笔画姿态。前者是“常”，后者是“变”是“流”。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