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9日，陈东升（嘉德拍卖、泰康人寿的创办者）捐赠一亿元人民币建设的万林艺术博物馆在母校武汉大学开馆，开馆展以“聚变：193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当代艺术”为题，同时举行馆藏作品捐赠仪式，陈东升将捐赠价值约3000万人民币的艺术品启动博物馆的馆藏建设。

希望“像黎元洪捐的体育馆一样”
 
武汉大学1983届校友陈东升在2011年6月与母校签署协议，以个人名义捐款1亿元人民币，用于建设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2012年10月破土动工，2013年11月封顶，2014年12月投入使用，2015年5月举办开馆展。
 
谈及为什么捐建艺术博物馆？陈东升在首部自传《一槌定音——我与嘉德二十年》（2014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中说道：
 
“去年在给武大毕业生做杰出校友演讲时，我讲到在大学里有三个素质要培养：首要任务是学习知识，这是大学生最基本的任务，培养的是学习能力；第二个是培养独立思考，具有批判精神的能力，它能让青年人追求科学、民主、自由；第三个是培养一种人文情怀。  
“我上大学时为什么敢于去走访那么多著名教授，为什么崇尚学术，就是梦想成为一个大学者，成为大教授、大知识分子，现在回想起来，实际上是一种人文情怀支撑着我。所以我认为一个知识分子首先是要有人文情怀，博物馆对培养年轻学生的人文情怀很重要。
 
“我到国外的大学参观访问，非常注意这些大学的博物馆，美国斯坦福大学博物馆的广场上整套罗丹的雕塑都是别人捐的，亚洲部里面放着中国的字画、瓷器，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等也都有自己的博物馆。美术和音乐是可以启示人们灵魂的，中国的大学同样需要有一种人文精神，每一所著名大学都应该拥有一定的艺术品收藏，有一个好的艺术博物馆。  
“因为我是做艺术品拍卖起家的，又做泰康空间这种艺术公益事业，泰康人寿也有很多艺术品收藏，了解博物馆的重要性，所以思考要给学校做一些事情时很自然就想到修建人文设施，决定给母校武汉大学捐一个艺术博物馆。
 
“今天，武汉大学里面还保留着一批古老的建筑，一进门的体育馆是黎元洪家族捐的，如果说建筑承载历史，那么从体育馆可以看到武汉大学是有捐助的历史和传统的。我希望这个博物馆就像黎元洪捐的体育馆一样，造一个经典性的建筑、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丰富和提升武汉大学的魅力，成为武汉大学新的景观，同时希望能对校友们回馈母校起到示范作用。1983年我从武汉大学毕业，1993年武大百年校庆正好嘉德成立，今年是武汉大学120 周年校庆，也是我毕业 30 周年，嘉德 20 周年，泰康空间 10 周年，都正好是一个整数。”  
陈东升再捐3000万元艺术品
 
陈东升说：“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是我为母校120周年献上的一份礼物，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当年我大学毕业时，在珞珈山山顶的一块石头上刻了一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始字，激励自己永远都是开始，从这个石头的概念出发，我希望把博物馆设计成一块飞来之石。”万林博物馆由国内著名建筑师朱锫先生设计，整座建筑造型似一块飞来之石，总建筑面积约8410.3㎡，地下一层，地上三层，近50%的建筑面积藏于地面之下。
 
万林艺术博物馆将收藏陈列什么？陈东升认为：“武汉大学的考古学系是重镇，荆楚大地出土过很多楚国文物，青铜、漆器，还有丝织品和竹简，大家都知道湖北随州的编钟、荆州发掘的西汉女尸，还有我的家乡荆门市，出土过著名的‘郭店竹简’，发现的不仅有儒家的，还有道家失传的著作，所以在文物收藏展示研究方面会有文章可做。

 
“当然我还会捐3000万艺术品。一是武汉大学1941级机械系赵耀东的收藏。他是台湾的经济部长，台湾经济起飞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李国鼎，一个是赵耀东。李国鼎1940年代在武汉大学当过物理学教授，赵耀东是机械物理系的学生，他们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核心设计者。赵耀东有一批收藏从台湾转到嘉德拍卖，其中有张大千、齐白石的画，有他的上款。我买下来，这次捐回去了。
 
“还有一批是从台湾来的民国时期名人书札，其中有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的书法。他曾经做过国民党的外交部长，蒋府的秘书长，是湖北人。当年蒋介石和斯大林签《中苏友好条约》时，宋子文不签，最后就是王世杰签的，因为这个条约承认了蒙古的独立，所以后来他背了一个骂名叫‘卖国外交部长’。这次也捐回去。
 
“最重要的还是会捐一批当代艺术，把张晓刚、岳敏君这批知名当代艺术家的一批绘画捐过去。当然还有湖北的一些老艺术家像周韶华的作品。”


父亲“万林”是放牛娃
 
“为什么用我父亲的名字命名这个美术馆，其实很简单。我父亲是一个放牛娃，1940年参加新四军，后来是小县城的一个科级干部。我成功后，以此来纪念父亲，这是一个传承。一般西方人都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但中国人喜欢用长辈的名字，像大家知道的兆龙饭店、台湾最大的医院——长庚医院。“长庚”就是台湾企业家王永庆的父亲王长庚之名，兆龙是“船王”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之名。兆龙饭店是改革开放之初，包玉刚出一千万美金在北京捐建的，在当年是很轰动的新闻，占了报纸、电视的头版头条……像这些对我们是很有影响的。用父亲的名字命名，也比较谦虚，你不能说我有点儿成就就叫东升博物馆，不合适。因为要做给我的儿子看，要做给旁边的人看，这是对长辈的尊重。
 
我在我家乡捐了万林科技楼，中学捐了万林图书馆，大学捐了万林艺术博物馆，是对先辈的纪念。捐建一个艺术博物馆在中国的著名大学里应该是首开先例，我也参照很多国际经验，做下来应该是一个好的艺术博物馆。后续计划还要建一个万林艺术博物馆基金会，我不能只捐一个躯壳，没有内容、没有长远的运营计划是不行的，我希望这个艺术基金会未来做持续性的策展活动，继续丰富这个博物馆的藏品，让这个博物馆真正具有生命，延续下去。”
 
开馆展搭建1930年代以来的中国艺术架构
 
“聚变：193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当代艺术”精选泰康艺术收藏的70余件（组）作品参加展示。突出了泰康收藏以“人”——艺术家的研究为总方向，以纵向的历史线索和横向的媒介线索为策展的主要脉络。纵向上，展出作品的范围涵盖了从上世纪30年代至今的各个历史时期，艺术家和作品的选择都既具有代表性（艺术家、作品在艺术史上的重要性），又具有特殊性（一些作品呈现了当时艺术创作主流声音之外的艺术实践）。

从横向上看，此次展出的从二十世纪30年代到2010年之前的作品媒介是油画与摄影，从作品的选择和历史跨度上，公众在观看展览的同时可以对这两种艺术媒介在中国的发展、变化，每一时期的重要特点有一个大体脉络的了解。其中的摄影类藏品更是泰康人寿首次向外界集中公开展示。
2010年以后的作品则聚焦于年轻艺术家的新媒介创作，有装置、行为、录像、生成艺术（generative art）等，通过这些极具实验性的年轻艺术家的新作，呈现这一代艺术家艺术创作的美学样貌。展览从媒介的角度尝试发现艺术家关于艺术语言、关于媒介本体的创作思考。同时，作为万林艺术博物馆开馆展，“聚变”展所面对的是武汉大学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希望通过几个十年的并置、几种媒介的并置，通过展示个体艺术家的尝试，使观者发现艺术家们超越时代束缚“在想什么”，以及被时代束缚“在干什么”的不同状态，体会和想像每个时代的艺术现场，窥见中国现当代艺术聚变过程的一个个结点。

附：参展艺术家

1930年代：郎静山、沙耆、张印泉
1940年代：高帆、孟昭瑞、林风眠、吴印咸、吴中行、吴作人  
1950年代：侯波、孟庆彪、李宗津、卢施福、吴作人、姚经才
1960年代：靳尚谊、李宗津、吴印咸、晓庄
1970年代：陈逸飞、吴鹏、吴作人  
1980年代：陈宝生、陈仁、韩磊、孟禄丁、张群、任曙林
1990年代：丁乙、曾梵志、刘铮、马六明、王彤、张大力、
2000年代：洪浩、刘小东、尚扬、王庆松
2010年代：胡向前、李郁+刘波、刘窗、马秋莎、王思顺、王郁洋、徐文恺（阿角）、赵赵  
 

编辑：赵成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