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沫可先后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和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六年的学院式系统训练始终围绕数码艺术这一主题。而在她的技术不断拓展之前，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了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并且尝试让隐藏的权力显影在私人化的美学之下。骤然身处异国环境，必然会被激发出对自身的怀疑抑或对认同的渴望，但李沫可并未焦虑地紧抓民族性符号，而是仍从个体经验出发，继续观察司空见惯的细节，同时重新定位自己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坐标。  
李沫可在2010年创作了《Rubbish of Growth》，这件作品与数码技术无关，用到了她在上中学时积攒的废胶条。这些充满污垢的胶条不是为了粘贴物体，而是为了粘贴“错误”，它们曾是中国初高中学生自创的用于修改错误的文具。在李沫可的国内中等教育体认中，或许也是同代人的共同体认：在学校除了学习文化知识以外，如何有效地遵守学校规章和纪律也成了学生必须学习的“知识”。

而在创作于2012年的影像作品《Future labor》中，李沫可重构了规训性权力发生的典型场所—中国的中学教室。她利用3D建模技术再现了中学时代的教室，配以动态的蓝天白云和刺耳的响铃。一个虚拟的摄像头360度不间断地环视教室，刺耳的响铃按照课程时间表被触发，蓝天的影像随之被线性拉伸并投射在课桌椅上，暗指强求一律的规范化力量被实施于每个个体之上。这间虚拟的教室没有围墙，并且漂浮在空中。这个空间看上去开敞明亮，却象征一种非暴力却又无处不在的压抑和控制。在这里，权力被冠以纪律之名，合法且完全覆盖着每个身在其中的个体，实行着不可逆的、强制性的支配。
 
“纪律对个体的行为方式进行规范，像福柯所说的那样造就’驯顺的肉体’。”在沫可看来，“这是一种造人机制，旨在使个体变的有用，变的好用，并把人作为’人力资本’进行生产，并使之规格化和标准化。这样的规训教育导致了青年的物化，使个体与之本性日益冲突，但由于需要适应和被集体认同，他必须不断纠正自我，以适应这种环境。这种痛苦是漫长的钝痛，而非一次性的剧痛。”
 
以上两件作品分别创作于李沫可的央美时期和罗德岛时期，不变的是她对权力机制的敏感。那些少年的微小创伤往往因年岁的增长而再难忆起，在被笼罩在生存重压下的大人们眼里也不值一提，甚至伤痛者自身都因为有众多共享者而习以为常继而忽略不计。如此“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权力显影的微沫之间，李沫可带来一种成熟与青涩共存的可能性。

编辑：赵成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