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富比亚洲前卫艺术展览现场（图片来自微信）

“苏富比中国艺术品拍卖”“北京艺术博览会”……类似的概念成为几个月来中国艺术的关键词，我虽足不出户，也能从朋友的电话、短信和邮件中感受到空气中的热度。眼下的中国艺术，可以套用贡布里希谈论艺术的那句名言：实际上没有艺术或艺术家那种东西，只有市场和拍卖。

事实上，它只是中国前卫艺术几年来在政治、经济、传媒上“全面胜利”的另一次小高潮而已。不知怎么，这类“胜利”却往往使我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我总在猜想这种胜利背后的真正赢家。这种猜忌和警惕的本能大概来自差不多10年前阅读过的一本小册子《自由交流》。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和德国艺术家汉斯·哈克通过他们的对话，告诉我们一个以争取精神自主和批判独立性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责任，以及完成这种责任在当今社会机制中更为复杂的处境。

汉斯·哈克历数了限制当代艺术产品自由表达的权利，它们通常不是以强制的方式而是以诱惑的方式而体现。企业赞助者、各种各样的“文化股票的小持有者”以及最活跃的制造时尚艺术新闻的记者，正是他们在今天共同构成了艺术自由的敌对阵营。而值得让人警觉的是：这个阵营并不是以专制性的逻辑而是以“资助”和市场逻辑行使对艺术的统治和暴力，这就是当今艺术体制最令我们不安的地方：“文艺与科学资助会逐渐使艺术家和学者在物质上与精神上依附于经济力量与市场制约。”(皮埃尔·布尔迪厄语)

我不想夸大现时中国的艺术情境与汉斯·哈克和皮埃尔·布尔迪厄描述和批判的情景的联系，但在最近几年我们的确看到，随着社会环境气候转暖，前卫艺术在中国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合法化身份，主流意识形态不再将前卫艺术仅仅视为假想敌，市场和各种类型的赞助资本的参与更使它成为热门的文化股票，而时尚和新闻也越来越多地运用“时装逻辑”包装和炒作前卫艺术。各种策划人、时髦的知识分子、活跃于画廊与拍卖会的交际花，各种“掌握文化界的行话，又有钱制作文化包装”的艺术经纪人，尤其是大量懂得穿梭于各类策划人、画廊老板和新闻传媒之间，谙熟公共关系、沉迷于传播各种拍卖信息、操着国际口音的艺术家，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前卫艺术的文化图景。

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前卫艺术迅速进入消费时代，从艺术观念、艺术风格到社会机制上都选择了一条“美国路线”，这就是：全面放弃激进的批判意识，鄙视前卫艺术的历史责任和价值义务，崇尚道德上的犬儒主义，视觉上的感官主义、快乐主义和社会学上的消费主义、商业主义，近年来大量繁殖的各种类型的“形式观念主义”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聪明的青年艺术家中流行的那些趣味优雅、形式华丽的“国际风格”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艺术在纽约苏富比的胜利更证明了这一点。今天，艺术中自由的真正敌人变成了表面上给予我们自由的市场、资本、传媒和各式各样的“艺术爱好者”，它们会使我们在“不知不觉”甚至兴高采烈中成为限制艺术自由的同谋者。

我不想成为中国前卫艺术全面胜利场景中的扫兴者，但我总没法不想：在当前这样一个最需要批判精神的现实下，为什么没有产生像博伊斯、汉斯·哈克这类批判观念主义的艺术，提出个问题也许有悖历史常识：文化选择的合理性有时并不是依据需要而是依据情境逻辑。但我仍想劝每个把从事艺术产品生产视为一种文化责任的人都去读读《自由交流》这本不到150页的小册子(三联书店1996年版)，如果实在没时间至少读读下面这两段话：

“艺术产品具有象征性的力量，它可以用于统治，也可以用于解放，因此，它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引起极大反响的思想赌注……”

“我们不能让文化生产依赖于市场的偶然性或者资助者的兴致……”

前一段话是汉斯·哈克说的，后一段话是皮埃尔·布尔迪厄说的，至少，它会使我们觉得今天对待艺术还有另一种态度和选择。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