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二十世纪里，诞生了中国现代考古学。考古领域的重大发现一次次轰动了全国乃至于全世界。这些奇迹不断改写着民族和人类的历史。现在我们回顾这些激动人心的时刻，并希望借此机会向无数为考古事业付出艰辛劳动的专业工作者，和那些具有高度文物保护意识的普通人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殷墟：三千年前的帝都

1899年的一天，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北京达仁堂中药铺购得治疗疟疾的中药。在其中的龙骨上，他意外地认出了陌生的古代文字。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就这样被发现了。

龙骨成为值钱的古董后，商贾为专擅厚利而隐瞒了其真正的出土地点——河南安阳小屯。直到1908年罗振玉探悉真相，才考定了小屯就是商代帝都——殷墟。抗战爆发后，发掘工作被迫中止。1950年起，新中国的考古人员继续发掘，经过70多年的发掘，占地30多平方公里的殷墟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这些遗址和文物一方面反映了3000多年前的社会生活状况，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的文明程度和工艺水平。著名的后母戊大鼎就是在殷墟出土的。

敦煌：叹为观止的艺术宝藏

1900年5月21日，逃荒到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雇工清理石窟甬道中的积沙时，忽有震响，山裂一缝，奇迹出现了。王道士向裂缝处敲了几下，发现里面竟是空的。于是，一个内藏无数古经、绣画、文书、法器等无价之宝的藏经洞就这样重见天日了。藏经洞是莫高窟寺院僧侣在躲避战乱迁徙他乡时用来珍藏佛家宝物的。这些僧人既没回来，新来的僧人也无从得知，于是这批稀世珍宝在石洞里一睡就是近900年。

令人痛心的是，由于王道士的无知和当地官员的腐败，这批宝物先后遭到俄、英、法、日等国的探险家的数次豪夺，损失极为惨重。藏经洞的发现是重新唤起人们重视敦煌的一个契机。敦煌石窟的重要还在于它保存着为数惊人的雕塑和壁画。

这些艺术珍品经过从北朝到元代千余年的雕琢，反映了宗教的文化内容和建筑、服饰、舞乐等社会史迹，具有极高的历史、学术和科学价值，而且，其艺术价值也令人叹为观止。

北京人：五十万年前的祖先

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采石工常常在洞穴和裂隙的砂土中发现化石，老百姓称之为龙骨，并将它们卖给中药铺。1926年，外国学者们证实，1923年发掘出的化石中有一颗原始人的牙齿。这一发现震撼了世界科学界，沉睡了50万年的北京人化石终于被发现了。

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许，太阳落山，有人忽然大声叫了起来：这是什么？人头！主持发掘的专家裴文中激动地将其亲手取出。这就是这震惊世界的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共发现了6个完整及较为完整的头盖骨和大量的、包括40多个人类个体的人骨化石。此外，还有大量简朴的生产工具和用火的遗迹，为研究四、五十万年前的原始人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但令人极为痛心的是，所有二、三十年代发现的化石都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中失踪，至今不知去向，成为不解之谜。化石的失踪和化石的发现一样，再次震撼了全世界。

定陵：地下宫殿的辉煌

1956年，发掘明万历定陵的工作正式开始，一座神秘辉煌的地下宫殿被打开。发掘从宝城南侧一处砌砖塌陷处开始，在打开两条探沟后，意外发现了一块上面刻有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的小石碑。

1957年5月，正值发掘工作一周年之际，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了。石隧道的尽头出现了金刚墙。打开金刚墙，就进入了地下宫殿的第一道大门。定陵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除万历帝及其两个皇后的三具尸骨外，还有衮服、金冠、凤冠等稀世之宝。但是，丰富的收获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代价。

在接踵而来的文革风暴中，包括三具尸骨在内的大量珍贵文物被付之一炬。此外，由于当时并不具备处理、保存特殊出土物的条件，加上工作中的失误，致使一些文物遭到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满城：金缕玉衣、长信宫灯与博山炉

河北省保定市西北20公里的满城县有一座陵山，自古就被传为帝王陵墓，当地居民也称自己的先人是给人看坟的，但没人知道更多的实情。

1968年，这个古代谜案就在解放军开山的炮声中揭开了。5月的一天，施工官兵发现山坡上被炸出了一个大洞。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郭沫若指派考古所专家与河北文物工作队立即赶赴现场。经考证，墓主是西汉中山国的第一代国王刘胜。在刘胜墓北侧不远处找到了刘胜之妻窦绾的墓地。

更令人振奋的是，在随葬品中还有几样稀世奇珍。两件首次发现的最完整的金缕玉衣共用去玉片4600余片，金丝1800克。闻名遐迩的长信宫灯，其宫女双手执灯的造型优美别致，设计也极为精巧。此外还有一只华丽精美的错金博山炉，显示出西汉时期手工业和工艺美术方面的高度发展水平。

马王堆汉墓：帛画与两千年的古尸

在湖南省长沙市东郊五里牌外，有一个方圆半里的大土堆。土堆中央醒目地残留着两座东西对峙、高约五丈的封土。相传为五代时楚王马殷家的墓地，故名马王堆。

1971年冬天，湖南军区所属的一个医院为修建地下战备医院在这里施工。在挖掘的过程中出现了塌方，当挖掘者用铁棍四处探测时，地下冒出了气体，使火苗变成了蓝色。在场的人当即认定，下面有宝贝。

很快，湖南省博物馆决定配合该工程进行发掘，自此拉开了马王堆的发掘序幕。在马王堆三个墓坑的数以千计的出土文物中，色彩绚丽、线条流畅、构图严密对称的T型彩绘帛画和包罗万象的竹简和帛书都相当着名。而长达160厘米、仅重48克的素纱襌衣更堪称绝世珍品。

当然，最受世人瞩目的还是那具千年不坏的古尸。这具女尸出土时全身润泽，皮肤覆盖完成，毛发尚在，指、趾纹路清晰，皮下脂肪丰富。注射防腐剂后软组织尚有弹性，且四肢关节略可转动。其胃部还残留着138粒半的甜瓜籽。这是一具不同于木乃伊、干尸和鞣尸的湿尸，保存完好得近乎新鲜尸体，这在世界古尸记录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河姆渡：七千年前的鱼米之乡

在浙江省余姚县有一个河姆渡村。1973年6月，余姚县罗江公社为使境内地势低洼的稻田增产，决定在河姆渡村的北隅建造一个翻水站。当开掘水闸基坑的工程进行到地下3米时，出现了一批罕见的黑色陶片、建筑木构件以及大量古动物骨骼。出于高度的文物保护意识，人们立即汇报了有关部门。

考古工作者认定，这是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层之后，对遗址的抢救性发掘正式开始了。在这片遗址上，出土了大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艺术品，以及大片密集的、保存较好的木构建筑遗迹和一座形制奇特的木构水井。而总量达到120吨以上的人工栽培水稻的遗存更是轰动了世界学术界。此外，河姆渡遗址中还有大量的全国之最和世界之最，比如最早驯养家猪和水牛、最早使用天然涂料漆等。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无可争辩地证明，7000年前的长江流域已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它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兵马俑：秦帝国的赫赫武功

1974年3月，陕西临潼县一位普通农民在打机井时，意外发现了与真人大小相仿的陶制人头、人身和手。县文化馆有关人员闻讯后赶到现场，进行了初步的收集和清理。

此时回乡探亲的新华社记者蔺安稳听说了此事，便内部报道了这一消息。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和中科院考古所有关专家的视察和批准之后，陕西省组织考古队开始了发掘。

到1975年上半年，清理1号兵马俑坑的工作基本结束。1976年4月，1号坑东北侧出现了2号坑。5月，又出现3号坑和一个未完成的兵马俑坑。至今，发掘兵马俑的工作尚未结束。秦兵马俑以大、多、真著称。它们与真人真马一样大小，造型更是栩栩如生。

三个丛葬坑的兵马俑以多兵种混合编组，组成了肃穆的大型军阵。据发掘的结果和钻探测知，坑内约有8000位武士，600匹战马，125辆木质战车，及各种青铜兵器39000余件。

在秦陵墓冢西侧的一个陪葬坑内，还有2乘铜车马。专家们指出，陶俑、陶马原本都是彩俑。1999年，在先进技术的支持下，考古工作者终于得以保住兵马俑上的色彩，让其以原本绚丽多彩的面目出现在世界面前。

随县编钟：礼乐文化的见证

在湖北省随州市西北约3公里有一个名叫擂鼓墩的地方。1977年9月，解放军某部雷达修理厂，在这里施工时在地下发现了膏泥和石板。

1978年3月，省地县联合勘查古墓小组认定，这是一座特大古墓，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大了整整5倍。这就是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这一古墓保存完好，出土文物达7000余件，包括珍贵的青铜礼器用具、罕见的精美乐器。

包括编钟、编磬、鼓、瑟、琴、笙、排箫和竹笛8种，可谓管、弦乐器和打击乐器俱全。其中最为壮观的就是计65件、重达2500多公斤的青铜编钟。它规模巨大、保存完好，且音色优美。经试奏证明，其和音、复调和转调手法的运用已相当成熟。这就推翻了中国的七声音节从欧洲传来的传统说法。

编钟出土时，依大小和音高的顺序编成8组悬挂在3层钟架上。钟架长7.48米，宽3.35米，高2.73米，历经2400多年至今仍负重矗立，极为坚固。整套编钟工艺高超，堪称中国音乐史上的旷世奇观。

法门寺：佛指舍利的灵光

1981年8月，陕西法门寺塔因霪雨等原因倒塌。为重建法门寺塔，考古工作者对其塔基进行了两次发掘清理。

在此过程中发现了法门寺地宫，并发现了大批稀世的宝物。地宫位于塔基正中，略呈长甲字形。总长21.12米，高1.87米。地宫的出土文物可分为两类，一类就是那四枚佛家至宝——佛指舍利；另一类则是170余件为供奉舍利而奉献的物品。

这批物品数量大、等级高，集中了一批代表当时最高工艺水的物品。其中可谓举世无双的宝物就是捧真身菩萨。这尊通高38.5厘米，重1926克的菩萨像是唐代最后一次迎佛骨的见证，也是迄今为止唯一有皇帝名号的文物。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