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艺术家会去寻求极端的环境？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热衷在巨大的危险下挑战心理、生理、审美和道德的极限？他们希望从中发现、得到什么？为什么他们对危险的、不确定的、不常见的和不同寻常的事物如此着迷？

阿尔弗雷德·加尔作品《古特塔·艾莫勒塔的眼睛》（1996），“卢旺达计划”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高度发达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逐渐虚拟化的领域。高超科技呈现的图像充斥着这个世界，这些图像亦真亦幻，模糊了真实和虚假的界限。很大程度上，我们与真实的世界隔离。（我们很难了解）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部分人是生活在真正的灾难中。他们别无选择，必须承受痛苦的现实。然而，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想要探寻现实，见证真实，想与“存在”发生碰撞，想探寻那些在恶劣环境中的人们的生活，并试图捕捉这种经验。

对于一些艺术家而言，危险是他们创作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热衷于在生死边缘保持着敏锐冷静的意识。这类艺术家选择前往边界领域或冲突地带经受战争的折磨。

阿尔弗雷德·加尔（Alfredo Jaar）是一位来自智利的杰出艺术家，他曾亲历卢旺达大屠杀带来的巨大恐惧，他也曾自问要如何把这个主题变成一件作品。来自美国的画家史蒂夫·芒福德（Steve Mumford）于2003年萨达姆倒台后首次与美军一同前往伊拉克。他没有选择使用电子媒介，而是运用油墨、水彩和油画颜料这些传统材料来描绘当代战争。

史蒂夫·芒福德战地日记

美国影像艺术家珍妮特·比格斯（Janet Biggs）、澳大利亚影像装置艺术家尚恩·格莱德维尔（Shaun Gladwell）以及爱尔兰摄影艺术家兼影像艺术家理查德·摩斯（Richard Mosse）最近前往了战争地区。他们的作品生动地展现了他们复杂而深入的经历，令观者印象深刻。

“我看到了超脱尘世的壮丽景象”

比格斯现居纽约布鲁克林，她曾去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北极圈和印度尼西亚的硫矿。她刚结束了在埃塞俄比亚北部阿法尔区的一个新项目的拍摄。因为和邻国厄立特里亚的持续战争，阿法尔地区从2012年起一直动荡不安。在这次旅途中，比格斯前往了东非大裂谷，其中有世界上最具魅力的火山景点达纳吉尔凹地谷。与她同行的是一个十二人的小团队，其中包括了她的助理卢克·凯普、八位埃塞俄比亚士兵、两位阿法尔民兵。

比格斯被告知，为了安全起见，这样的队伍安排是最合适的。但是，当被扛着AK-47的男性士兵们包围住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是队伍中唯一一位未携枪械的白人女性。

当被问及在旅途中她感到最惊讶的事情，比格斯表示：“我以为自己能够想象到将会经历些什么：等待战争的发生、持续的焦虑……但是出乎我的意料，最令人难熬的是持续的无所事事。这种持续的无聊状态甚至让我内心萌生出对于冲突的渴望。当时的天气非常炎热，水资源匮乏。所以，我们的生存方案首先是必须保持体力。我们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睡觉，等到日落或晚上，等天气凉爽一点的时候，再行动。达纳吉尔凹地是世界上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所以，我非常钦佩那里的居民。”

比格斯谈到，她的创作对象是“人”。这个主题的思路时常是起源于个人及个人相关的事物，然后再转向科学和社会，最后回归到个人。比格斯说：“我不是一个风景画艺术家，也不是一个政治艺术家。我希望我能有几分像诗人。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地方，举起手中的相机就会被视作是政治行为。”

珍妮特·比格斯作品《阿法尔区计划》视频截图（2015）

“水是最基础的资源。”比格斯继续说，“我想到了气候变化问题，以及人类未来将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极端情况和越来越少的自然资源。回到家中，我仍在思考我所看到的一切。对于如何处理这些影像素材，我依然没有头绪。它们往往如此炫目。例如，有一个镜头是在火山口拍摄的，在那里，你可以感受到脚底火山的脉动和热度，当你往下看，熔岩就在下面30米处，泼溅着越过火山口的边缘，它沸腾着，冒着泡，呈现出绚丽的色彩……我看到了超脱尘世的壮丽景象，就好像走出了地球，让我之前的人生经历都变得不足为奇。”

在睡梦中，战争的阴影会再一次笼罩

格莱德维尔在悉尼和伦敦两地生活。他曾代表澳大利亚参加2009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并在同年被选为澳大利亚官方的战地艺术家。2009年，他和澳大利亚国防军一同前往阿富汗和中东。他选择进入艺术学院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家族有服兵役的传统。即便如此，他仍非常同情且敬仰参与过越南战争的父亲。格莱德维尔和他的父亲、兄弟都非常喜欢危险、刺激的运动。他们曾玩过类似于俄罗斯轮盘的游戏，以生死为赌注。

当格莱德维尔前往阿富汗和中东后，他不想用那些预期的话语或是戏剧化的角度来分析战争。他说，在战区很难预测未来，无法预测出战争结束的时间、需要等待的时间以及可以巡游的时间。他关于“等待”的经历与比格斯关于“无聊”的经验不谋而合。

“战争是一个多重的环境，有人会欢迎你的到来，有人容忍你的到来，而有人却想杀了你。但我的战争经历概括起来就是等待战争的紧张感。等待简易爆炸装置被引爆或间接射击的威胁。”

尚恩·格莱德维尔作品《双重战地》（2009–2010）

对于格莱德维尔而言，摄影报道，以及最新诞生的由士兵通过可携式摄影机和头盔式摄影机拍摄记录影像都是描述战时经历的最好方式。

“我不是战士，也不想假装自己是。所以，我创作的一系列照片、影像的实验作品，不是为了表达战争的压迫和疯狂，但仍聚集了战争自有的压力。举个例子来说，我曾与一位携带武器的战士共同制作了一件视频作品，我们把摄像机安置在对方身上，并且监视对方的行动。之后我又邀请了两位士兵同样进行这样一种仪式上的镜像行为。当这件作品放到美术馆后，观众们站在两位士兵拍摄的两个视频中，就会感受到来自装置的压力和来自视频内容的压力。”

“最坏的情况就是看到孩子们在战争中被俘，”格莱德维尔提到一些他不愿意拍照的情况，“当我来到坎大哈的一个基地医院，我不想从那些伤患和受害者那里再带走任何东西了，甚至包括他们的影像。”

尚恩·格莱德维尔作品《双重平衡》（2010）

“我的一些作品依然具有神秘感，即使是对我自己而言也一样。面对他们，我的内心会产生很多疑问，我现在也被这些经历纠缠着。我曾拍摄过一些睡在战地、基地、坦克和飞行器中的士兵。有时，从远处看，他们好像已去世了。有时，我会想象他们在做什么样的梦。让我觉得讽刺的是，他们闭上眼睛想要暂时地逃避战争。但是在睡梦中，战争的阴影会再一次笼罩着他们。有时，这种阴影会纠缠着他们的余生。我一直在回想这份战争的经历，所以，我也始终在持续地创作有关战争的作品。我不确定一切是否会终止。”

 “我视自己为艺术家和见证者”

摩斯曾将他在刚果共和国的经历做成了一件多屏影像装置作品《飞地》（Enclave , 2012-2013）。当他代表爱尔兰参加2013年威尼斯双年展时，他同样呈现了这件作品。摩斯表示，当他还是新闻摄影记者的时候，为了调查波斯尼亚大量的失踪人口，他前往了波斯尼亚。但这并不是一件易事，要如何用照相机来证明一个人的存在呢？他表示：“这是在实践中持续困扰着我的问题。因为它是基于踪迹的纪实摄影的局限。”

自那以后，摩斯开始前往一些动乱的地区工作，包括科索沃、塞尔维亚、加沙、约旦河西岸地区、黎巴嫩、叙利亚、伊朗、伊拉克、乌干达、埃塞俄比亚、海地、马来西亚和缅甸。摩斯表示这些地区之所以吸引他，并不是因为其极端性，而是因为它的复杂叙事性和难以用言语描述的特性。“当描述这些地方的时候，个人叙述变得夸张、歇斯底里和偏执，语言非常难以维持客观。”

理查德·摩斯作品《圣母子》（2012）

“这其实也是一种自我心灵的旅程。”摩斯补充道，“任何跟随着康拉德、纪德、卡普钦斯基、奈保尔等作家的文字来到刚果旅游的西方人会发现刚果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虽然刚果土地肥沃，但是那儿的人民却经常挨饿。因为持续的战争，人们无法耕种。但是刚果人却非常热情，看上去比很多西方人还要快乐。”

最重要的是，他说道：“我视自己为艺术家和见证者。我并不为任何机构工作，因此我有自己的独立性。也许我不能像一些记者和活动家那样有能力改变一些事情。但是作为局外人，我也是有优势的。这些工作是值得被调查研究的。即便一些调查让人筋疲力尽，而回报却是那样不可预知。”

摩斯和他的拍档特雷弗·特威滕（Trevor Tweeten）曾在戈马战争中被炮火所困长达14小时。摩斯发现他比自己想象的更脆弱。

比格斯、格莱德维尔和摩斯同样提到：一旦亲身接触了战争——即使只是作为旁观者，即使可以毫发无伤——仍然会对战争产生紧张和复杂的情绪，甚至还会遭受情感创伤。而这种创伤的康复却是缓慢且没有尽头的。

（作者系《艺术新闻》撰稿人，张晓菁翻译。）

编辑：黄亚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