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又一次无果而终

上世纪90年代，瑞士突然觉得有必要采取行动了。世界犹太人大会要求瑞士的银行赔款，而且就是因为它们持有无主账户上的财产。这在美国引发一系列诉讼。瑞士成立了2个委员会在这方面开展工作。

弗尔克委员会的任务是调查约400万个账户。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飞抵瑞士，入住最好的酒店。他们调查了3年。结果差强人意。

瑞士的银行起初拒绝赔偿，并声称战争一结束它们就赔付过了。各犹太人组织接下来加大了施压力度。他们在美国呼吁抵制瑞士产品。在艰难谈判后，瑞士的银行和信贷机构宣布支付原告在美国花费的12.5亿美元诉讼费。

不仅如此，瑞士议会和政府还决定主动揭露与纳粹的交易。1996年，名为“瑞士-二战”的独立专家组开始工作，即所谓的伯杰尔委员会。它主要由史学家组成，任务是查清二战期间转移至瑞士的犹太人财产在什么地方。图为纳粹德军展示从犹太人手中掠夺的油画。

人们曾对它寄予厚望，但很快就失望了。尽管该委员会总共发现了2600个账户，但这一数字后来缩水了。起初，调查人员在一家银行就发现了228个潜在的“凶手账户”。但该委员会最终在报告中认定，大多数账户“要么在1932年之前就已经注销，要么就是1945年以后才开设的”。

在名为《隐瞒、转移、过境》的报告中，调查人员称：美国人在战后讯问了175人，问题涉及“赫尔曼·戈林、海因里希·希姆莱、约阿希姆·冯·里宾特若甫和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是否有私人海外账户”，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有线索和证言表明“这些被调查者向中立国转移了财产”，但没有确切的证据。

调查人员由此得出结论：要么纳粹没有向国外转移资金，要么就是他们“使用了挖空心思琢磨出的手段，以至于没人能发现线索”。

调查人员在苏黎世州立银行发现了或许与“无主财产”有关的近2000万瑞士法郎。该委员会的报告写到：“这笔款项的四分之三来自黄金和外汇交易。这些交易是德国商人海因茨·福特曼和赫尔穆特·毛雷尔于1942至1945年作为纳粹政权中间人分别在里斯本和柏林实施的。”图为纳粹德军专门用于运输掠夺资源的货运火车。

德国军火商奥托·迈曾通过他生活在瑞士的兄弟将资金转移到瑞士。帝国经济部长瓦尔特·丰克也通过自己的中间人——德国德累斯顿银行前董事长保罗·施密特-布兰登将资金转移到瑞士。他在1936年就离开了纳粹德国并拥有列支敦士登国籍。但当一位德国私人银行家向瑞士当局告发这2人的交易时，丰克和他的资本转移助手就被发现了。

在瑞士的调查结束后，人们也开始在列支敦士登仔细调查1933年至1945年间开设的无主账户。2005年，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内容与瑞士的调查结果类似。人们一度发现了4个无主账户，但最终确认的只剩下一个余额为3130瑞士法郎的账户。而且人们并不清楚该账户属于凶手还是受害者。

史学家彼得·盖格尔说：“我们没法找到多少账户。”他在2001年至2005年担任“列支敦士登二战独立史学家委员会”的主席。他说：“列支敦士登太小了，当时有1.1万人，只有2家小型银行，雇员总共20人，且一直受到纳粹德国的威胁——作为金融中心，这个公国无足轻重，而且也不是安全港。”但他不能排除列支敦士登的2家银行有可能充当过“瑞士的银行的长臂”，而且成立过“壳公司”。图为列支敦士登。

阿道夫·拉特延是二战期间活跃在列支敦士登的德国人之一。爱好艺术的他是柏林的德尔布吕克·席克勒尔银行的所有者，且在纳粹时代充当帝国经济部和国防军总司令部之间的联络人。二战临近结束时，列支敦士登亲王弗朗茨·约瑟夫二世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因为他将自己收藏的大量艺术品留在了维也纳，而俄罗斯人已经兵临城下。这时，这位亲王找到了拉特延和德国律师兼间谍约瑟夫·施特格曼。

施特格曼是被党卫军派往列支敦士登的，他拥有该国护照。拉特延是其亲信。拉特延宣称愿意将亲王的收藏从维也纳解救出来。战争结束后，他前往列支敦士登，并从亲王那里获得了荣誉公民权。

史学家盖格尔说：“对于亲王允许亲纳粹政权的拉特延入籍一事，人们后来曾提出批评；但我们无法确定他是否将大量资产转移到了列支敦士登且藏匿起来。”

盖格尔认为，瑞士现在愿意揭开最后一批老账户的秘密是件好事。但他对在列支敦士登再发现什么并不抱太大希望。图为列支敦士登发行的纪念亲王弗朗茨·约瑟夫二世的邮票。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