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箭

“小箭师”是我发明的一个称谓，指的是王小箭。因为我跟王小箭虽然相濡以沫，属于推心置腹的酒友，但在道行里他毕竟是我的前辈，直呼其名似乎有失分寸，而称其为老师又会显隔膜。于是，我思量再三，便发明了这样一个称呼----小箭师，既表示了亲近的意思，又传达了尊重的涵义。

小箭师是“85新潮”中的活跃人物，我知道他是他在《美术》杂志当编辑那会。那时候的小箭师很新派，常常会在《美术》杂志上翻译一些国外美术界的奇闻趣事，不仅如此，他还身体力行，不断介入到当时兴起的新潮美术运动中，以他编辑的身份向我们报道了大量新潮美术的动态。我对新潮美术的了解，有很多信息就是来源于小箭师当年的介绍。正因为如此，我在没见到小箭师本人之前，对他的名字早已经是滚瓜烂熟了。

1989年，中国出现了一次政治上的大变革。随之而来的是一些人事上的变动，原先的许多激进之士在此之后大都被扫地出门，从中心退到了边缘。具体到《美术》杂志，就有高名潞、唐庆年以及王小箭等新派编辑的名字骤然间被删除，名落孙山不见了。我不清楚小箭师脱离《美术》杂志，是否与当年的那场政治风浪有关，但我知道在此之后的小箭师跟当年的许多激进人物一样，飘洋过海去了美国，成了名符其实的流亡一族。

一晃多年，小箭师基本与大陆断了联系。

我与小箭师谋面，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以后的事了。那是2002年，我受朋友刘浪之托，在他于重庆新开的画廊策划一个展览。因为是第一次到重庆，人生地不熟，害怕展览办起来会冷场，我便从北京邀请了邹跃进、高岭等人一同前往助阵。大概是因为人多势众的缘故，川美的许多重量级人物也都闻风而动，纷纷开始出面接侍，其中也包括有“西南王”之称的著名批评家王林。我就是受王林之邀，去川美的小食堂赴宴时，在大门口匆匆见了一面小箭师。此时的小箭师早已回国，在川美任教。不过，我和邹跃进都还与他不熟，只有高岭算是他的旧友，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并肩作战过。所以，小箭师只顾跟高岭说话，于我们也就是点头而过了。可尽管行色匆匆，那次见面我和小箭师都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但随着后来饭桌上的话题向小箭师集中，尤其是说到他的一些逸闻趣事，比如到了川美以后的他终日与酒为伴，甚至还把家布置成酒吧，经常邀请一些学生到他家搞聚会……等等诸如此类，都让我感觉到了小箭师逍遥自在的好玩性格。

物以类据，人以群分。一千多年前的阮籍、嵇康、刘伶等所谓魏晋名士就是一群“不靠谱”的家伙，虽然远隔千山万水，生活在不同的区域，但却声气相通，常常会为了一坛酒而不远千里地聚在一起。可见距离不能成为相交的障碍，只要喜欢端怀，迟早都会坐上同一张酒桌。

我再次见到小箭师，是在北京。那是2005年，突然有一天，刘浪带人来访，跟在他后面的就是小箭师。这是我跟小箭师第一次正面接触，因为彼此还不知道对方的深浅，所以刚开始还在摆“龙门阵”，但摆着摆着大家也就心领神会了。这也正所谓不打不成交。语言有时候也是一场战争，聊到彼此的开怀处，酒是一定要喝的。于是，我便邀请小箭师和刘浪到宋庄开怀畅饮了一气。结果是喝得烂醉如泥，人扬马翻。不过，即便如此，我最后还是开车把刘浪和小箭师送回了目的地。大概正是因为我酒后的“义举”，从此滥得了一个经常开车把比我清醒的人送回家的浮名。

杯子亮过底以后，便知道一个人的性情有多少。我跟小箭师就是因为喝过这样的大酒，论过天下的英雄。所以，彼此便有了惺惺惜惺惺的牵挂。此后，我到重庆，必与他共聚，而他每次回北京，也必与我豪饮。我俩如此这般一来二往，也就成了莫逆之交。

说起我跟小箭师后来的交情，可以通过一个事例见出端倪。那是不久以前，小箭师邀请我到他主编的“艺术数据网”与其学生们连线，有人在网络上向我提了一个知识重要还是感觉重要的问题，我的回答很抽象：“鲁迅的一千万字也抵不过刘伶的一坛酒。”不想，很快就有一条反馈信息出现在我眼帘：“还是庄子好耍点，他没有讨好别个，活得潇洒。”旁人也许不知道这个跟帖的人是谁，但我心知肚明，能够接上这样一个包袱的非小箭师莫属。于是，我便改用手机向小箭师发了一条：“酒是万能钥匙。”不一会，他便发来两字：“干杯！”这，就是我跟小箭师通过网络的一种连线方式，虽然南北相隔，但却共饮着一江水。

（2009.8.4于通州）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