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巨人鲁迅作为中国新兴版画的倡导者，自1928年11月在上海创办“朝花社”起，所倡导的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培育大量新兴版画家，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十四年间，发挥着以版画艺术为武器进行抗战的卓越作用，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构成灿烂篇章。

鲁迅怎样倡导新兴版画

鲁迅先生最后十年是在上海度过的，除文学活动外，便是倾力提倡中国新兴版画。

所谓“新兴版画”即是引进欧洲的“创作版画”。“创作版画”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复制版画”。中国自盛唐至清末，传统的“复制版画”是由画家作画稿，再由刻工刻版，然后由印工拓印，三者是分工的。而始于欧洲德国，流传于英、法、俄、美、日等国的“创作版画”，则画稿、刻版、拓印由画家一人来完成，不仅创作过程快速，而且更能体现画家的构思意图和便于形成画家的版画风格。鲁迅倡导新兴版画，即是引进这种在艺术表现上优于中国传统“复制版画”的欧洲新型版画。

鲁迅首先是通过创办“朝花社”，出版《艺苑朝华》丛刊中的《近代木刻选集(一)》、《近代木刻选集(二)》专辑，介绍德、英、法、俄、美、日等国的版画家不同风格流派的木刻版画二十四幅。而在《新俄画选》专辑中，则介绍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木刻版画十二幅。鲁迅把许多外国“创作版画”介绍过来，是以此为借鉴来探索创造中国新兴版画。他在《新俄画选·小引》中说：“多取版画也有一些原因，中国制版之术至今未精，与其变相，不如且慢，一也;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二也。”由此可见，鲁迅倡导中国新兴版画，其主要目的在于适应革命斗争之需要。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正值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破坏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领导的北伐革命后，使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需要运用便捷的“创作版画”投入革命宣传鼓动，以重振革命高潮。

取“朝花”为出版社之名，出版美术丛刊《艺苑朝华》，其中“华”字在古代即为“花”字的别用，亦即“华”与“花”通用，丛刊中有“朝华”二字，这些都表现其含意是期望中国新兴版画如朝气蓬勃的朝花一般不败绽放。

鲁迅先生深知，光以出版物来介绍外国的“创作版画”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外国“创作版画”的原作实物来感染启示中国美术青年的创作冲动。于是，他千方百计地借助多种渠道来搜集外国的“创作版画”原作。例如，鲁迅跑纸店，寻觅采购中国优质宣纸，跑古旧书店，选购中国古代版画精美刻本，然后要托旅居莫斯科的曹靖华先生，以及访问苏联的美国作家兼记者史沫特莱女士等，用中国宣纸和中国版画刻本，与苏联十一位版画家交换搜集到六十幅木刻版画原作。又如，鲁迅又托人以高价搜购到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一些版画原作，等等。

鲁迅把搜集到的外国版画作品，自1930年10月起，先后举引“世界版画展览会”、“德国版画展览会”、“现代作家木刻展览会”和“俄法书籍插图展览会”(其中多半为木刻版画)。这四次外国版画展览，每次展出数十幅或百余幅不等，可见鲁迅搜集的外国版画作品数量甚是可观。每次展览，虽然展期至多两天，然而总是吸引众多的追求思想进步、有志于新兴版画艺术的美术青年前往参观，如饥似渴地观摩学习。

鲁迅为了使美术青年更好地领悟“创作版画”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于是在1931年8月17日至22日，在上海北四川路底长春路360号(今天319号)，由文学团体“创造社”成员郑伯奇主办的一所三层楼的日语学校中，举办为期六天的“木刻讲习会”。这个“讲习会”，每天上午8时至12时为讲习时间，特邀正在上海度假的日本木刻版画教师内山嘉吉先生(为鲁迅的日本挚友、上海内山书店店主内山完造的胞弟)主讲木刻版画技法和刻作技巧，鲁迅每天亲自主持讲习会，并担任翻译。下午为自修。参加“讲习会”的十三名学员(陈卓坤、陈铁耕、江丰、黄山定、李岫石、顾鸿干、郑启凡、钟步青、乐以钧、苗勃然、倪焕之、胡仲明、郑谷川)是经设于上海的“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推荐，鲁迅亲自选定的，为当时在上海的思想进步、倾向革命的美术青年。“讲习会”的课程安排是：前四天学习黑白木刻版画，后两天学习套色木刻版画。在课堂上，内山嘉吉一面示范，一面讲解，包括传授木刻版画如何起稿、用刀、选择制作刻板、刻法、拓印、套版等基本技法，并穿插介绍日本“浮世绘”民间木刻版画、现代日本画家的版画新作以及德、英、法、俄等国的版画的不同特点，最后让学员进行创作实习。有八名学员创作了十五幅木刻版画实习作品(其中一幅为套色版画)。“木刻讲习会”结业时，鲁迅先生和讲师内山嘉吉及全体学员合影留念。经过这次“讲习会”，学员们学得了木刻版画的基本创作技法和艺术表现技巧之后，又去传授给其他进步美术青年，使这次“木刻讲习会”成了中国新兴版画的技法和技巧传授的一所母校，也使上海成为中国新兴版画的发源地。

创作新兴版画，中国有现成的各种宣纸是很适宜拓印版画的，各种拓印版画的彩色油墨亦易在市面上采购到，但是缺少现成的刻作版画用的各种木刻刀，于是鲁迅先生又要托上海内山书店向日本定购，然后由内山书店经销，不断供应给木刻版画青年们创作使用之需要。



1931年8月17日至22日，鲁迅在上海主办“木刻讲习会”，此为结业时的师生合影。左起：钟步青、郑启凡、苗勃然、乐以钧、黄山定、顾鸿干、李岫石、郑川谷、胡仲明、江丰、鲁迅、陈铁耕、内山嘉吉、倪焕之、陈卓坤。


1931年9月起，上海先后成立的新兴版画团体有：

现代木刻研究会，1931年9月成立，会长于海，会员有胡一川、江丰、黄山定、陈铁耕、钟步青、倪焕之、苗勃然等。

春地美术研究所，1932年5月成立，成员有江丰、于海、李岫石、黄山定、力扬、方海如、萧仲英、吴似鸿(女)、倪焕之、艾青等。江丰、于海为负责人。

野风画会，1932年8月成立，由顾鸿干、郑野夫负责、成员有吴似鸿、倪焕之、陈卓坤、苏虹(女)、马达、郑邵勤、陈学书、林明垂、邢政等。

MK木刻研究会，1932年9月成立，成员有周金海、王绍络、钟步青、金逢孙、陈普之、陈葆真(女)、王紫萍(女)、张望、夏朋(女)、陈烟桥、张明曹、何白涛、陈铁耕、黄新波、郑野夫、丁青影(女)等五十余人。周金海、金逢孙为负责人。

野穗木刻社，1932年冬成立，成员有陈烟桥、陈铁耕、何白涛等。由陈烟桥负责。

涛空画会，1933年春成立，由夏朋、钱文兰(女)负责，成员有胡一川、陈烟桥、沃渣、王绍络、崔祝生、石泊夫、倪焕之等。

正如鲁迅所说(大意)，彼时的国民党当局视“木刻”即“革命”，十分害怕新兴木刻版画活动，要加禁止。正是为了防备国民党当局的破坏，有的新兴版画团体，采取以变更地址，另起新名，以新团体名义出现的策略，来保存实力，坚持活动。尽管如此，还是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突然袭击，一些青年版画家被逮捕判刑坐牢。例如，1932年7月13日晚上，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春地美术研究所，逮捕了在场活动的江丰、李岫石、黄山定、艾青、力扬、萧仲英等十多人，押进囚车，并把木刻版画创作工具作为“罪证”搜走，接着以“危害民国罪”将他们判刑：艾青、力扬被判六年，李岫石被判五年，其他人也被判不同刑期。又如1934年5月22日，MK木刻研究会成员周金海、陈葆真也遭国民党特务逮捕，稍后又逮捕了该会成员夏朋、王紫萍，其中夏朋于1935年死于狱中。艾青狱中多年，写出了长诗《大堰河》，一举轰动文坛成为著名诗人。

在此恶劣的政治环境下，鲁迅对新兴版画团体的成立和活动的安全问题无微不至地加以关心。例如野风画会成立时，会址设于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一侧西江湾路476号公园坊，鲁迅特请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题写“野风画会”的牌名，签上名，盖上印章，再请招版工雕刻制作，挂地画会门口。这样，国民党当局看到蔡元培题写的招牌，就不敢轻举妄动进行破坏。

新兴版画团体的成立，鲁迅也尽力予以资助。例如春地美术研究所成立时，鲁迅特地约江丰到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碰面，将资助经费交给江丰。据《鲁迅日记》记载，6月26日，鲁迅全家(鲁迅同许广平携海婴)往八仙桥青年会参观春地画展，购展览的木刻版画十余幅，另向画展捐款五元。

不仅如此，鲁迅还深入到新兴版画团体中作讲座等进行具体指导。据《鲁迅日记》记载，1932年10月26日、12月21日两个下午，鲁迅赴野风画会作题为《美术上的大众化与旧形式问题》等两次演讲，给予直接指导。

上述的新兴版画团体非常活跃，创作了大量的木刻版画作品。仅MK木刻研究会，先后就举行了四次会员木刻版画作品展览。野穗木刻社除出版《木版》丛刊外，还接受鲁迅和宋庆龄的妥托，征集新兴版画等作品七十八幅，送往法国，于1934年3月14日，以《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为题，在巴黎“皮尔·沃姆斯画廊”展出，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的新兴版画等新美作品。未名木刻社出版了《木刻画》专辑、《木刻新辑》、《未名木刻集》、《怒吼吧，中国!》版画集等十余部木刻版画集。铁马版画会出版了版画期刊《铁马版画》三期。鲁迅先生从上述大量新兴版画中，遴选出八位作者的二十四幅木刻版画，辑成《木刻纪程(一)》，并自作装帧设计，以“铁木艺术社”名义，于1934年6月，自费出版。可见，鲁迅先生是何等珍惜亲自培育而开花结果的新兴版画作品。鲁迅先生还设想陆续出版《木刻纪程(二)》和《木刻纪程(三)》等，将中国新兴版画珍品有系统地保存下来。

就在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创作，首先在上海形成气候，成立了十多个新兴版画团体，活跃的开展活动，影响传播开去，于是在杭州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成立了“木铃木刻研究会”(1933年2月成立，成员有曹白、许天开、萧传玖、叶洛等)，在北平(北京)成立了“天津木刻研究会”(1933年春成立，成员有许仑童、唐诃、金肇野、段干青、周涛、董化羽等)，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成立了“现代版画作研究会”(1934年6月成立，成员有教师李桦和学生赖少其、吕蒙、潘业、陈仲纲等二十六人)，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纵横呼应的全国性新兴版画运动。形成全国性新兴版画运动的重要标志是，1933年元旦在北平举行了“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接着在天津、济南、太原、汉口和上海等地巡展;之后，1936年7月在广州举行“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

早期表现抗日的版画

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伊始之时，正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入侵我国东北领土，即“九一八”事件发生。接着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又进犯上海，即“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

投身新兴版画创作的青年版画家，几乎都是倾向革命的强烈的爱国主义者，面对日本侵略军的入侵，自然怒火万丈，运用版画艺术为武器，通过版画作品揭露日军的侵略罪恶，宣传抗日救国。早期的一批表现抗日的版画，就在中国新兴版画的发祥地上海涌现。

现代木刻研究会的江丰，率先创作木刻版画《“九一八”日军侵占沈阳城》，迅速地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涛天罪行。

春地美术研究所针对日本侵略军“一·二八”入侵上海，立即为“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编绘黑白对比强烈的石印八开本《慰劳画报》，以慰劳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中坚持抗击日军的《巷战》，以及讴歌英勇抗战的《东北义勇军》，描绘抗日军民气势磅礴高唱抗日歌曲的《国防前线的歌声》、《救亡的歌声》等木刻版画作品。

铁马版画会的温涛，创作了由二十五幅木刻版画组成的，反映一位爱国女青年，投身淞沪抗战，英勇牺牲故事的木刻连环画《她的觉醒》。这是中国现代版画史上第一部表现抗日战争的木刻连环画。作者温涛将这部木刻连环画题赠鲁迅先生，迄今保存在上海鲁迅纪念馆。

抗日战争中的版画创作高潮

中国新兴版画运动正是如火如荼发展时刻，鲁迅先生于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寓所谢世。曾受鲁迅指导，在上海的青年版画家陈烟桥、力群、黄新波等，都在鲁迅逝世当天，于悲痛中赴鲁迅寓所画鲁迅遗像。之后，黄新波又创作了木刻版画《鲁迅遗容》和《暮色苍芒中数千人送殡群众向鲁迅致最后的敬礼》，以寄托深深的哀思。

鲁迅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有着深入发展，出现了抗战版画创作高潮。其标志是：

(一)一批青年版画家，如江丰、叶洛、力群、胡一川、陈铁耕、张望、沃渣、马达、王流秋、陈叔亮、华山、彦涵等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投身解放区和八路军工作，如参与组建鲁迅艺术文学院的美术部、美术研究室、美术系、美术工场、木刻创作室，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培育出了古元、刘蒙天、苏晖、苏光、夏风等一批新的版画家，师生们创作出了《鲁艺风光》(力群作)、《垦》(力群作)、《作曲家冼星海》(马达作)、《从敌后运来的战利品》(夏风作)、《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古元作)、《读了书又能写又能算》(戚单作)、《秧歌剧》(王流秋作)等大量反映解放区八路军和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生产建设风貌的木刻版画。

另一批青年版画家，如吕蒙、赖少其、刘岘、沈柔坚、莫朴、黎鲁、芦芒(又是诗人)、吴耘、杨涵等，参加华中地区的新四军，随军创作出许多抗战版画，有著名的木刻连环画《铁佛寺》(吕蒙、莫朴、程亚君作)，独幅木刻版画《向敌人腹背进军》(芦芒作)、《坚持原地斗争》(沈柔坚作)等。还有赖少其发起，在新四军中于1943年和1944年相继成立“木刻同志会”版画团体及“木刻刀工厂”，有力地推动了新四军的木刻版画创作活动。

(二)1938年6月12日，在武汉成立旨在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的“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后迁重庆)，聘蔡元培、冯玉祥、潘梓年、田汉等为名誉理事，并选出理事有马达、力群、李桦、赖少其、黄新波、胡一川、江丰、沃渣、陈铁耕、温涛、陈烟桥、陈九、安林、郑野夫、罗清桢、张望、刘建庵、卢鸿基、罗工柳、黄铸夫、李海流、刘仑、文云龙、沙清泉、徐甫堡、宋秉恒、郭钧、酆中铁、王大化等，同时推举马达、力群、卢鸿基、刘建庵、陈九为常务理事。1940年元旦，在重庆举办“抗战建国版画展览会”，展出表现抗战和建国相结合内容的木刻版画四百余幅。

可是，就在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承担历史使命，成绩卓著地领导开展全国抗战版画活动的时候，却被国民党政府以莫须有的所谓“不呈报工作，不接受领导”的罪名，勒令解散，不准公开活动。此事发生在国民党军队突袭围歼中共新四军九千余人的“皖南事变”的同月(1941年1月)，说明国民党当局在军事上和文化方面相互配合有预谋地破坏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被迫解散后，经过重新筹划，于1942年1月3日，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木刻研究会”，表面看是一个学术性版画团体，实际上依然是继续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的方针，继续领导开展全国抗战版画活动。

与举办抗战木刻版画展览活动相结合，出版了多种抗战木刻版画刊特。如在中共于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办有《木刻阵线》专刊，在《新蜀报》上办有《半月木刻》，在《国民公报》上办有《木刻研究》专刊，同时出版两期《木刻艺术》杂志等。

此外，在全国分十五个区，由各分会和支会分别主办“木刻函授班”，培育抗战木刻版画新人。

而由版画家郑野夫、杨可扬、邵克萍、金逢孙、吴彭年、张明曹等，于1939年冬在浙江丽水建立专门生产供应木刻版画创作工具材料的机构——初名“战时木刻供应社”，后改名“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虽然因战局变化，曾遭日军飞机轰炸等，几经变迁，却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坚持生产了木刻刀两千多盒(每盒有圆刀、方刀、斜刀、三解刀等多种配套)，同时生产木刻板、木刻箱、磨石、砂纸、油墨、拓印纸等大批木刻版画创作工具、材料，通过设在重庆、屯溪、赣州、永安、浦城、长汀、建阳、南平、铅山、河口等地的供应点，供应给全国各地的木刻版画作者，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木刻版画创作的发展。不仅如此，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还附设有“新艺丛书社”，先后出版有《木刻艺术》双月刊(受重庆的中国木刻研究会委托编辑出版)、不定期刊《木合》杂志多期，陈烟桥著《鲁迅与木刻》(此为版画史上第一部论述鲁迅与中国新兴版画关系的专著)，杨可扬著《新艺散论》，郑野夫、杨可扬、邵克萍合著《给初学木刻者》，唐英伟著《中国现代木刻史》，郑野夫著《木刻手册》等，对新兴版画的理论建设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抗战胜利后，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迁来上海，与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共置一处，即上海大名路65号，继续为全国版画界服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木刻研究会由重庆迁来上海，于1946年6月4日改组为“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总部设于上海大名路65号，由此意味着继续开展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中心依然在上海。

由中国木刻研究会在上海改组为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后，首先复刊了原中国木刻研究会停刊的《木刻艺术》杂志。《木刻艺术》杂志新一号，于1946年8月15日出版;新二号——抗战八年木刻展特刊，于同年9月15日出版。

接着，举办大型“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于1946年9月17日上午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今上海第一百货商店)二楼画厅预展，鲁迅夫人许广平出席，并与版画家们亲切交谈。下午出席预展的版画家李桦、余白墅、王树艺、陈烟桥、汪刃锋、王麦秆、邵克萍、珂田、吴平、王琦、郑野夫、章西厓、丁正献、史良黻、戎戈、杨可扬前往沪西万国公墓鲁迅先生墓前敬献花篮，缅怀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导师鲁迅。9月18日即“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十五周年罪恶纪念日，“抗战八年木刻展览”正式开幕，共展出一百十三位版画家的八百九十七件作品，这是从全国(包括解话区)征集来的两千余件木刻版画中选出来的。

“抗战八年木刻展览”社会反响强烈，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郭沫若先生和他全家足足参观了两个小时，还在留言簿上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中国就像一块坚硬的木板，要靠大家从这里刻出大众的苦闷、沉痛、悲愤、斗争，由黑暗中得到光明。看见八年来的木刻，令人增加了勇气和慰藉。中国终究是有前途的，人民终必获得解放。把大家的刀锋对准顽强的木板!”

“抗战八年木刻展览”至10月3日在沪展毕后，从中选出一百八十二幅版当送往英国，以“当代中国木刻展览会”展名，于1947年在伦敦展出。又选出二百幅版画，送往法国巴黎展出。还选出数百幅版画送美国、加拿大等国展览。而一直支持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日本内山完造先生(当时仍居上海)，致函日本的胞弟内山嘉吉(1931年曾受鲁迅邀请担任“木刻讲习会”讲师)，对“抗战八年木刻展览”赞许说：“看今日中国美术界，可以称之为划时代的版画的壮大，我总是感到惊喜交集。无论如何我想在东京或其他地方举办这样一个展览会。”后选择百余幅版画运往日本，先以“中国木刻展览会”为展名，于1947年在东京展出，后又以“中国木刻全日本流动展览”的展名，于1948年在日本许多城市展览。通过这些“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中的作品在世界各国展出，加深了各国人民了解中国人民坚持长期的抗日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正义战争的历史真相，从而增进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情。

第三，编辑出版了大型精装十六开本《抗战八年木刻选集》(1946年9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入编的七十五位版画家的一百零三件木刻画，是从“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中精选出的，可以说，把抗日版画运动中包括国党政府统治区和解放区版画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收进去了。该画集的扉页上印有“谨以此书纪念木刻导师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一行文字，表示了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的版画家们在编印这本木刻版画集时，深情地怀念着鲁迅先生。教育家、作家兼编辑家叶圣陶先生为《抗战八年木刻选集》写了《序》，他说：“我们要永远记住鲁迅先生”所倡导的中国新兴版画运动获得如此蓬勃发展，“八年的抗战是我国历史上没有前例的大事件”，是“我国人民以生命写下历史，而这本选集是那历史的缩影”。

编辑：徐啸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