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刻画家陈烟桥

陈烟桥1940年创作的《敌机下》

　　抗战时期，木刻是十分流行也是受到鲁迅推崇的艺术形式，鲁迅逝世前十天，摄影家沙飞拍摄的《鲁迅与青年木刻家》，在中国版画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中国 新兴版画史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光辉篇章，这一历史篇章是由鲁迅揭开的。照片中，坐在最右边的西装青年，就是陈烟桥。

陈烟桥作品《为民族自由独立而战》

　　陈烟桥 （1911-1970），又名李雾城，广东深圳观澜人。1928年入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西画科学习，后转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毕业后在上海投入新 兴版画运动，为左翼美术家联盟盟员，1932年参加MK木刻研究会，又与陈铁耕、何白涛等组织野穗木刻社，1933年参加涛空画会，并与郑野夫等主持新亚 学艺习传所。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下简称“艺术评论”）记者专访了陈烟桥次子、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超南。1970年，陈烟桥病逝于异乡，临终前对子女说：“带我回上海治病，让我告老还乡。”

　　艺术评论：陈烟桥先生是先选择了学习木刻艺术，还是到了上海美专之后，才选择了学习木刻？

　　陈超南：1929年，我父亲陈烟桥考进了广州市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他读进步文艺理论比较多，思想就比较“左”倾，那就意味着当时很多人疑问的“中国向何处 去，中国的美术向何处去”，他也在思考。他刚刚到市美，就开始关心美术、戏剧、小说等等，那时候这些艺术也都在反映一个问题：中国怎么办。这时，鲁迅在上 海编撰了《近代木刻选集》，编了好几期，其中第一二期中明确提出要提倡“清新刚健”的画风，因为当时的国画创作与社会现实脱离很远，传统题材与战时国家所 需的题材不一样，这为陈烟桥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他到上海就是想到这个木刻的发源地。鲁迅编的那些近代木刻选集，是在上海印刷的，影响已经到了广州，姑且 说是“创作木刻南下”，广州市美的学生非常关心木刻，大家聚集在一起就学刻木刻，创作过程中不断探讨，处女作拿出来展览，形成了广州市美的一个新热点，我 父亲和何白涛等有点影响的人就觉得与其在广州不如直接在上海，能够与鲁迅有更直接的联系。1931年到上海之前，他已经是一个木刻学徒，这个学徒到了上海 之后在鲁迅的关心指导下比较快地成长，到沪没几个月，就亲历了“一·二八”事变，看到在街巷里日本军队与中国军队的对峙，我父亲的印象尤其深刻，就创作了 一幅木刻《巷战》，画面有了，技法刀法还比较稚嫩，但是他心中有力量，一定要创造出来。他还创作了一幅《休息》，这也就是成为他最早的抗战版画。

　　艺术评论：陈烟桥先生与鲁迅之间的情感刻骨铭心，鲁迅是如何指导他们创作的？

　　陈 超南：当时木刻青年有个习惯，没有老师，大家创作了之后只能找鲁迅，有什么问题都找鲁迅，写信得到指导的版画家有好几十个。鲁迅先生是位有眼光有见解有思 想的导师，对他们的指导并不是仅仅空对空，而是有作品来就直接点评，这就让这些木刻青年成长很快。陈烟桥与鲁迅通信有20几封，大多在谈论木刻技法，创 作，立意，很多相关史料都有提及，鲁迅在这些青年当中比较关心陈烟桥，陈烟桥自己做事比较踏实，除了和鲁迅保持通信之外，鲁迅做的在巴黎举行的“革命的中 国绘画与木刻展览”，就让陈烟桥和陈铁耕负责，挑选送出去做展览的展品。鲁迅想做《木刻集成》，反映木刻发展历程，也是请了陈烟桥和陈铁耕来帮助收集材 料。

　　“一·二八回忆”有四幅组画。陈烟桥寄给鲁迅，鲁迅点评会指出作品哪里优劣，十分细致。陈烟桥有幅作品《拉》，很出名。鲁迅点评时 说其是有动感、有力量的艺术，但另一幅作品《游击队》则人物姿态不对，按照那个姿势，人是无法站立起来的。鲁迅学过医，对人体构造十分了然，点评眼光独 到。老爸对鲁迅是刻骨铭心的感情，在鲁迅与木刻一书中第一个称鲁迅为“中国木刻之父”。

　　1935年10月，红军抵达陕北，鲁迅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向中共中央发了贺电称：“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我父亲受此影响，也创作了一幅木刻。

　　艺术评论：为什么鲁迅会对木刻艺术如此看重和推崇？

　　陈 超南：鲁迅认为当时的艺术创作都没有力量，不能反映社会现实和民众的要求，鲁迅说，提倡木刻，成本很低，创作时间很短，对创作者的要求并不高，如果是创作 油画，成本高周期又长，一定要有扎实的素描基础，而且构图一不小心就要覆盖掉推倒重来，木刻就能够修改。就像这幅《守望》，创作于1936年，表现工农红 军行走在崇山峻岭。当时工农红军到了陕北，意喻很多革命人士对于陕北充满了向往希望，“我们在国统区坚持斗争，你们在陕北，你我互相守望”。当时这幅作品 还不能发表，等到全面抗战开始，这幅作品才得以公开发表。这幅作品是陈烟桥很重要的作品。

　　还有同年创作的《东北义勇军》，版画家杨可扬本来是学国画的，就是因为看了这幅《东北义勇军》，改学了木刻。还有一些年轻版画家也谈到，从《东北义勇军》中得到启发，要创作这样的木刻。

　　艺术评论：抗战开始了，陈烟桥在创作上有没有变化？爱泼斯坦的《人民战争》一书里有他6幅作品，这是怎么回事？

　　陈 超南：陈烟桥还画了很多漫画，其实作用和木刻差不多，也是短平快，这是我父亲的一幅漫画，名为《前仆后继》，画于八一三淞沪会战时期，这幅漫画后来出现在 现代电视剧《中国野战军》里，医院的墙上挂着这幅画，这也就意味着这幅画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了，电视剧美工们都找这些来代表那个时代，挂着这幅画，就说明 当时处于抗战时期。

　　《鲁迅与高尔基》，这幅作品就是我父亲刻的。八一三他还跟着宣传队去了淞沪会战的前线，最后淞沪会战还是失败了，他 们就辗转去了香港，上海没办法在继续逗留下来了，日本人肯定会迫害他们。当时的香港聚集了一批爱国漫画人士，有一张照片就是丁聪，宋庆龄，和我父亲的合 影。宋庆龄当时十分关心这些进步人士的画展，经常去参观。

　　陈烟桥当时还认识了日本的进步人士鹿地亘夫妇，两个人做反战宣传，他们在上海 肯定待不住，生活没有着落，写了一封信，我父亲就帮他们去找郭沫若，郭沫若是三厅厅长，哪有了日本的反战人士，就该推荐到三厅去做工作，我父亲把信交给了 郭沫若，郭沫若不久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把鹿地亘夫妇安排在“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开展宣传工作，夫妻两人利用语言优势，反战工作做得不错。

　　1938年，爱泼斯坦用英文写过《人民战争》一书，他在书封面上印着“陈烟桥为《人民战争》做了木刻插图，共6幅”。爱泼斯坦能够这么写，是他认为木刻很能够表现 抗战的气氛。我曾经写信给爱泼斯坦，他回信说把你父亲的名字印在了书的封面上，后来，他把我父亲作品的照片寄给了我。其中有一幅我父亲刻的蒋介石的形象， 当时蒋是抗战的统帅，国共共同抗战，总是统帅出来说话，蒋介石的形象应该出现的，爱泼斯坦给我写信的时候却不敢把这幅蒋介石像给我，当时是1980年代， 爱泼斯坦有中国国籍，有身份，怕给大家惹麻烦。现在这本书已经重印了。

　　1940年，巴金为文化出版主编《烽火小丛书》，这套书一律是 32开的篇幅，虽然短，但是战时的色彩，其余5本都是小说，和我父亲无关，只有一本是艺术类的那就是《烟桥木刻选》，其中大部分选的都是我父亲创作的是抗 战题材木刻，反映当时抗战中的场面。当时的木刻就像现在的照相机一样，许多历史画面都是通过木刻留下来的，这样作品就有了历史价值。

　　这就是烟桥木刻集，只有一些散片，父亲没有把全本都留下来。《留守之夜》，《挺近》，《关外的英勇战士》，《西北骑士》等等。此时的木刻已经比较细致，这就 是素描功底提高以后才能够如此表现完整。不管如何，但是此前我父亲写过一篇关于木刻运动发展的长文，或许这就是巴金之所以把我父亲作品破例收入《烽火小丛 书》的一个原因。

　　艺术评论：皖南事变中，陈烟桥刻的周恩来十六字诗，引起的反响很大。

　　陈超南：1941年皖南事变的 致哀诗，当时父亲是《新华日报》美术科科长，他就和同事一起把致哀诗刻成版画，上机印刷，当时物质很匮乏，没有锌板，只能用软硬适中的木头，刻好版直接上 机印。他们先在报纸上开天窗，位置空着，尺寸大小估计好。这一举动，使国民党非常慌，他们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全国不许做宣传，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事情等于 向全国人民公开了，震动非常大，如此一来，这说明国民党一面抗战一面反共。这在木刻史上提及的人非常多。因为没有留名，国民党也无从知晓是谁干的。

　　艺术评论：抗战对中国的木刻来说是个很好的发展机会。是因为木刻的主题，所以木刻艺术经常被称之为“革命现实主义”吗？

　　陈 超南：木刻是黑白的，很少有套色，黑白分明，对比力量强烈，战争题材，革命力量题材一种老百姓的愿望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黑白木刻最适合，这说明版画在当 时社会的发展确实是社会的需要，社会变革的需要，抗战救国的需要。陈烟桥走上木刻道路之后，终身没有停止过创作和追求，只有“文革”的时候被迫放下了刻 刀。

　　中国木刻官方的语言就是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这种提法太简单不符合木刻发展的多方面多艺术流派的真实情况，木刻艺术史多方 面艺术流派结合起来，产生了比现实主义更强大的影响。比如李桦的《怒吼吧中国》，要怒吼要反抗，但是他无能为力，但是无能为力之外又看到希望，谁能把这种 状态刻画出来？表现主义手法。当一个人有很多悲哀，失望的时候，人的形象就会改变，这种改变蒙克的呐喊就是人到了极其痛苦的时候，必须要改变一种形式，于是用了一种新的形式，人都不人，只能变形扭曲，从这样的木刻作品当中就能看出来。在昆明时，我父亲经常要躲空袭，但是次数一多，我父亲就有点大意，不想再 躲，有天我的哥哥受了惊吓，拼命哭闹，一定要躲到防空洞里去，父亲没有办法，只好把他带出去，等到回来，家已被炸弹夷为平地，是哥哥救了全家，这种经历对 于我父亲来说，印象十分深刻，你看《敌机下》这幅作品中，他也是或多或少用了表现主义的手法，愤怒不满仇恨，都能在画面中找到。所以，木刻运动的发展如果 单单归为革命现实主义，这是片面的，应当是多方面的艺术营养使木刻运动得到，否则不符合历史。木刻找到了自己的民族语言，吸收了外来的艺术流派的营养。我 父亲创作的时候，也看了很多西方艺术家的版画作品，比如珂勒惠支。我们对于中国版画发展思想解放的话，不再用革命现实主义来下框架。

　　艺术评论：解放后，陈烟桥的木刻还有用武之地吗？

　　陈超南：所见所闻父亲经常要速写素描，用素描稿反过来复印到木板上，再刻，然后反反得正，出现在画面上。当时一边躲空袭，一边创作，条件十分艰苦，艺术其实没有什么边界，只要有所用。

编辑：李杨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