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宝笈特展展出的《写生蛱蝶图卷》　　宋赵昌27.7cm×91cm

五代周文矩《文苑图卷》37.4cm×58.5cm

9月8日，借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大庆，“石渠宝笈特展”现真容，283件书画构成的“全明星”阵容亮相武英殿和延禧宫。《清明上河图》是近10年来首次全卷打开，堪称文博界的一大盛事。展览现场，多件重器需排长队才有机会走近。部分看过该展的观众表示，尽管看得仔细，不过还是有些没看明白，有必要再去看一次。对于观展的效率问题，京华时报记者采访了几位业内专家，他们不仅力荐了“明星”中的“三宝”、“看门道”的窍门，还分享了展览背后的故事。

必看“三宝”

明星中的明星《清明上河图》

尽管从“明星中挑明星”不易，但《清明上河图》显然不需要迟疑。此次展出不仅是2012年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后的首次亮相，也是暌违10年后再展全卷，这次特展之后，至少得在库房“静养”3年才能再度出关。全卷共绘了814位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73匹，车、轿20多辆，大小船只29艘，楼阁屋宇井然有序，画上钤历代鉴藏印玺近百方。

作为知名度最高的一件展品，观众在《清明上河图》的一端排起了长队，而站画前的观众则一动不动，不论懂与不懂，大家都瞬间变身“研究员”。走在记者前边的爷孙一边听“扫一扫”的语音讲解，一边琢磨起画里那些人的穿着、打扮、民风民俗。即算是懂行的观众在这样的作品前，第一印象也是以感性为先，此前策划龙美术馆“康雍乾大展”的谢晓冬说，“看到真迹的那瞬间也是满满的感动”。在他看来，原作的视觉力量是之前所见图片远远没法相比的，“前者传达的信息更立体，细节更生动”。

三希堂墨宝王珣《伯远帖》

一进武英殿展厅，首先看到的便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珣的《伯远帖》。知名书画藏家朱绍良说，“作为迄今为止晋人墨迹中唯一署有名款的真迹，观众的热情看得出这件作品在他们心中的分量”。

《伯远帖》的内容为一封问候友人病况的书信，当年乾隆皇帝将其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并称“三希”，珍藏在养心殿一阁，并命名该袖珍书房为“三希堂”。经后人研究，二王父子的作品为后世书家仿品，唯有《伯远帖》为真迹。

1924年溥仪出宫时，《伯远帖》《中秋帖》流出皇宫，辗转被鉴藏家郭葆昌收藏；1949年，郭葆昌的儿子将二帖在香港抵押，1951年抵押到期而郭家已无力赎回。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最终由国家出资购回。而《快雪时晴帖》在特殊年代流转至台湾，成了今天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修复典型米芾行书《苕溪诗》

经《石渠宝笈》着录的不少作品历经波折才再次回宫，在辗转中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损。当年溥仪出宫时，所携带的米芾行书《苕溪诗》也同样遭到厄运。1945年伪满政权覆灭，溥仪出逃，来不及带走的古物珍玩被士兵们哄抢一空。《苕溪诗》卷也在争抢中被撕得残破不堪，历史机缘下，故宫于1963年从荣宝斋购得。

在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肖燕翼看来，米芾行书《苕溪诗》是书画修复作品的典范。“当时故宫修复厂有两位专门从事古书画修复和补全工作的老师傅，不仅将破碎的诗卷一一拼合，更千方百计地找到一块在质地、颜色上最接近原件的旧纸，把碎裂的部分接得几近完美”。尤为难得的是，对诗卷上已经失去或损坏的笔迹，老师傅依据诗卷未损前的照片，“先把字钩下来，然后在一旁不断练习，等练得差不多了，再一笔填进去，不着痕迹”。如今再看这件作品，也是看故宫“文物医生”那妙手回春的功力。

观展贴士

看《清明上河图》先读《东京梦华录》

已经看过展览的知名书画收藏家朱绍良建议，在观展前做一些相关的准备是有必要的。就书法作品而言，朱绍良说，如在看《伯远帖》前，“首先要了解它的重要性，要知道晋人书法的特点、历代收藏的情况，有了这些基本的资料，才能做到看作品时心里有数”。

关于绘画作品，他以《清明上河图》为例，“对作者张择端本人有所认识是最起码的要求，对画中人物衣着及服饰也要有所了解；最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一幅反映宋代市井生活的风俗画，观众最好提前了解宋代人的生活方式，这时候看画的感受肯定会真切一些。我推荐大家事先最好读一读《东京梦华录》。《东京梦华录》记述了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城市风俗人情。”朱绍良说，“书和画的不少内容可以相互印证，细细琢磨会很有意思。如画中一撑开的布伞下，挂着一个招牌，上写着‘饮香子’，这是什么呢？是一种饮料。在《东京梦华录》中有对饮料的记载，汴梁的‘巷陌路口、桥门市进’都会有人卖‘冰雪凉水、荔枝膏’，‘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此外，为什么《清明上河图》中大面积是骑驴、骑马的人来来往往，而坐轿子的人屈指可数呢？“原来是因为北宋人士以乘轿为耻，这都需要对当时的文化背景有所了解”。

藏品背后的故事

故宫购藏《十咏图》开先河

本次展览所展出的张先《十咏图》把不少业内人士带回了1995年。“那会儿以1980万元成交，创造了一个天价，也是中国文物第一次破千万元，其意义远超现在所谓的亿元大关”，着名文物艺术品市场研究专家赵榆说。当年，北京翰海拍卖公司推出北宋张先《十咏图》手卷时，“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是直接带领着名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刘九庵先生赶赴拍卖现场购藏的，此举让故宫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即开创了国家级博物馆从拍卖市场购买文物的先河”。

此举过后，故宫继续发力：1995年以500万元，从中国嘉德购买石涛《竹石图》；1996年以880万元，从北京翰海购买的沈周《仿富春山居图》；2003年以2200万元，从中国嘉德购买的隋人书索靖《出师颂》等。从横向来看，2000年前后，中国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以及上海博物馆均斥重金购得不少珍品。

博物馆缘何淡出拍卖市场

相较于早些年博物馆的豪举，近年他们似乎悄无声息了。有声音说，曾作为拍卖市场重要力量的博物馆之所以渐渐淡出，与艺术品价格越来越贵有关。但赵榆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认为成就一件事情的因素很多，主要与博物馆领头人的魄力、卖家的胸怀、拍卖行的努力均有关系，“那时候的藏家愿意低价让出，成就作品的最好归宿；而拍卖行愿意‘赔钱赚吆喝’，花大量的资金宣传，最后不收取佣金；博物馆人需要顶住各种压力，当初故宫博物院资深老专家徐邦达提出购藏《十咏图》时，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才得以买下《十咏图》”。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