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个世纪过去了（20世纪），牛津大学再也没有出现像这样一座辉煌壮丽的内部建筑。这栋七层楼高的圆柱建筑，被画廊环绕，直至消失之前都是同心圆，最顶两层则变成了偏心。其他的圆圈剥离开来，二级楼梯和灯饰配件，仿佛这里有可居住的星盘一般，一个以前不知道的太阳系模型。主要使用的建筑材料是混凝土，但橡木的气味让它变得温暖，能够让人联想到酒窖和森林。这种形式与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作品相呼应，其野心可与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的维多利亚礼拜堂相提并论，来自捐赠者威廉姆·吉布斯（William Gibbs）的鸟粪财富也被转换成为色彩丰富的虔诚。


内部的奇迹与不渗水的外部有很大关系。内部形同一面玻璃战鼓构成的高层拱顶，流畅的几何线条在某个节点被矩形层打破。入口极度匀称。玻璃层呈现出了一种不透明的暧昧感，不过建筑师表示整体完成之后会变得更加透明。这里还有一家地下咖啡厅，到目前为止还只对内开放，而不愿意提供人行道的桌位，让路过的游客觉得其更加神秘。安全壁垒将会阻止普通游客进入这栋建筑的深处。圆形的造型似乎给铺砌的底座带来了一阵微风。

建筑师赫尔佐格（Herzog）和德梅隆（de Meuron）表示，这种形式是受到大学校园里很多独立纪念物的启发，比如巴洛克风格的拉德克里夫图书馆，但其建筑材料去故意选用了与之不一样的种类，既不同于与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石头教堂，也不同于牛津大学出版社大楼，或者是周边街道那些端庄的房子。与他们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那样，建筑师们希望通过玻璃对天空和云朵的反射，为其增添崇高而庄严的气质，但更强大的解读则认为这蕴示着自信，即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世界。


它创造出了一种特殊的内心生活，被疏远的外景所包裹着。它代表着建筑的国度里的一个部门，阐述着比较中立的观点，对牛津布拉瓦尼克政治学院新大楼提出了质疑参考意见。回到这里，似乎应当对所有国家未来的管理者和统治者们有所讲述，为自己在一个文化复杂的气泡里生活做好准备，这是一个被世界其他部分提供着坚固支撑保护的内向型社会。

它似乎与捐赠者的价值观比较接近。最近这间学院登上了不少头条，因为它收到了乌克兰籍的寡头政治者兼普京合伙人莱纳德·布拉瓦尼克（Leonard Blavatnik）多达7500万英镑的资助。一共有21个人向《卫报》写信抗议学校接受这笔资金，其中还包括苏联时期被压制的竞争对手。正如此前《纽约客》所提到的那样，这就像是“有了一个被狐狸赞助的鸡舍”。

这也是一个关于新式牛津建筑物最富戏剧性的典型例子，牛津与哈佛、伯克利等学校展开了国际化竞争，希望通过提供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机构设施来吸引最优秀的学生与学者。建造这样的建筑就需要大型国际资助人，这也意味着设计师们提出的这些优秀设计，一部分是为了吸引投资者。

很多年来，牛津的现代建筑并不像这样。它们更加谨慎而细心，希望将四边形的传统嫁接到现代建筑技巧上。它已经为使用科茨沃尔德石而付出了相应的费用，即采用了这种石头，也有与之色彩相近的砖块和混凝土。对这间大学里的建筑传统有着敏锐的感知，同时也意识到了以现代化精神尊敬它们的必要。成品品质上乘，细节到位，成本则比设计师们同样参与过的社会住房建设项目略高，比如奥雅纳事务所（Arup Associates）等。

这些作品还不得不经受住大学老师和学生们无情的指责，他们热衷夸大技术差错，虽然的确有差错的存在，演变成了崇高理想伴生的闹剧。偶尔也会出现粗鲁的男孩，比如詹姆斯·斯特灵（James Stirling），他为皇后学院设计的弗洛里大楼，采用了工业玻璃和硬质瓷砖的有角结构，对科茨沃尔德的四边形传统发起了挑战。

1980年代还有一个节点，此时现代建筑的自信心出现了崩解，但相较于其他地方，在诸如理查德·迈克麦（Richard MacCormac）爵士等建筑师的帮助下，牛津大学更加顺畅的度过了这个危机时刻，他们坚持采用米黄色的传统现代结合四边形主题，只是“传统”转盘出现了一两个刻痕。这种建筑方式一直保留到了现在，在某些方面比以往更优秀，这要多亏了建筑规范上的进步，没有以前那么易漏、吵闹、过冷或过热。代表例子包括圣安东尼和萨莫维尔地区的大学，主要是由拉布·本内茨（Rab Bennetts）和奥尔·麦克劳克林（Níall McLaughlin）设计的学生公寓。

但情况随着拉斐尔·维诺里2005年的一项约定发生了变化，他提出了一项价值高达5亿英镑的宏伟计划，打算在拉德克利夫医院旧址建造起新的大学建筑。维诺里生于乌拉圭，居住在纽约，凭借落地伦敦的对讲机大厦在英国最为有名，对于那些谨慎、恪守历史的英国人来说，他是一个游离在传统之外的辉煌人物。他还设计了有着斜对角轴的散热大道，从豪斯曼大道搬移到了牛津，却因为与当地环境模式格格不入而饱受批评。

建筑与建筑环境委员会针对这项计划的不够灵活的向面提出了谴责，它最终被废弃。布拉瓦尼克政治学院所处的位置，是维诺里曾经希望自己宏伟的对角线计划能够实现的地方，但他也设计出了新的数学研究所，部分就位于医院旧址。


牛津的另一个标志建筑就是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的“中东中心”，现在被称作Investcorp大厦，是一个位于圣安东尼的曲形管状建筑，主要由不锈钢、玻璃和混凝土建造而成，非常没有科茨沃尔德风格。Investcorp大厦的主席内米尔·柯达（Nemir Kirdar）和哈迪德一样，是生于伊拉克的英国人。还有韦斯顿图书馆，是牛津大学图书馆的一部分，是由威尔金森·艾尔（Wilkinson Eyre）在一栋1930年代的建筑基础上改造而成的更加谨慎的作品，尽管如此，依然有一部分受到了捐赠资金的帮助。牛津大学图书馆发言人谈到：“很难为贮藏所募捐。”这也是这个项目最基本的功能，更加有吸引力的附加调价被提上议程：展出美术馆，访问学者中心，以及部分为不确定因素准备的大型中心空间。加菲尔德韦斯顿基金会、三星等其他机构都提供了适当支持。



这其中最令人眼花缭乱的便是哈迪德的作品，一个由很多始料未及的空间组成的复杂集合，一个自由形式的楼梯从文学剧院的木质洞穴里盘旋而出，顶部遇到了光线，到达了一个明亮的阅读室，墙壁朝着各个方向弯曲，屋顶泪珠状的灯光投射向天花板。上、下、侧面和斜面都有闪光，朝着玻璃、天空、树干和老邻居。它与毗邻的爱德华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别墅有着根本不同，与很多哈迪德近期作品相比，对环境有着更好的互动性。它的空间布局就是对如何在紧张地段实现多样化使用的最好答案。

维诺里的建筑体现了他的标准与严肃，反映了这位数学家必须要创造出达到自己要求的建筑物的坚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有这样的细节，比如只需要打开一扇窗就可以让办公室通风，对于很多这种规模的建筑物而言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在外部它有很多大型网格侧翼，就像方格纸一样。内部则有插入式前庭，正如原先的意图一样，木质结构的美术馆和台阶容易产生邂逅和偶遇。不过叮当作响的声音则实属缺憾，硬质表面的空间里有一间自助餐厅，一个展览美术馆和普通房间。来自数学部的人告诉我，它们看起来不像航站楼，但事实上，它们就是。

这些建筑物预算大，能够带来功能上的惊喜，正如你试图在标志性建筑物找到的东西一样。布拉瓦尼克政治学院占地9800平方米，花费了3000万英镑，Ivestcorp大厦占地1127平方米，花费1100万英镑。还有一些造型古怪的工作区最终成为布拉瓦尼克圈中的一部分，而Ivestcrop大厦的档案馆有一面巨大的朝南的玻璃墙，对于一个专门用于保存文件的地方这个设计并不理想。

和其他现代都市一样，对个别对象的投资可能要以整体凝聚力为代价。但对哈迪德建筑而言这却不是什么大问题，本内茨等人更加柔和的作品（尽管这并不是本内茨最初的野心）为之提供了衬托。医院旧址又是另一回事。大部分都处在大而空，并且还没开发的地方，18世纪的拉德克利夫医院里，有人惊讶的发现卧室墙壁竟然倒塌。新的建筑从各个方向建立起来，维诺里，赫尔佐克，以及麦克劳克林萨莫维尔街区。但是讲着如此不同的语言，实在难以想象他们会面的话会向对方说些什么。还有另外一些都市里，对地标建筑的投资与对更多普通地方漠不关心的行为产生了冲突。大学总是热衷于向世界展示其宏伟的计划项目，其对风景优美的港口草地产生了负面影响，激起当地愤慨。这里的失利至少提醒建筑与建筑环境委员会从现在开始对设计品质多加留意。

有些事情值得庆祝，那就是现代牛津建筑的能源和品质问题。即便牛津建筑的口诀受到挑战，也不是件坏事。我可以想象赫尔佐格和德美隆建筑事务所的人们，在设计玻璃城堡的时候说着，天啦，不要再出现四方院子了。一个地方不应该总是被责备，重复自己原来的样子。

现在还很难下定义，这种新的野心究竟想要得到什么，为了富有的捐赠者们创造出如此昂贵的诱饵。有人指出，利用大学建筑物来洗涤良心与声誉，已经被奴隶交易者们、授爵歹徒们、僧侣劫匪们和暴徒的傀儡们实践过了好多个世纪。也可以说部分建筑并不是严格意义上民主的产物。但牛津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究竟希望这些建筑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现代大学的价值，而在多大程度上跟随资助者的金钱。

编辑：徐啸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