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9日，北京翰海2015秋季拍卖会继续在北京嘉里中心饭店举槌。在下午进行的“中国古董珍玩”专场中，“元青花龙凤花卉纹兽耳罐”以1650万元落槌。

本件青花罐为洗口，溜肩，下收敛，造型稳重大气。肩部装饰双狮耳，左右对称，狮口大张，极具立体感。通身上下六层纹饰，本品器身从上自下有回纹，卷草纹，缠枝花卉纹，凤穿牡丹纹，赶珠云龙纹和莲瓣纹，虽然构图繁复，但层次分明，繁而不乱，观之赏心悦目。包罗元代瓷器典型纹饰，如缠枝牡丹，游龙，莲瓣，凤凰纹等，其设计配搭独特，独树一格，不见他例。罐上二龙身躯修长，突睛翘鼻，目光炯炯有神，笔触继而由刚转柔，描绘凤凰于牡丹花间飞舞之姿，为构图增添一份祥和气息。

此罐青花发色深而蓝，浓重之处带有黑色结晶斑点，浅淡之处晕散自然。胎体厚重，器底露胎，明显留有制胎时螺旋纹痕迹。通身内外施釉，釉色白中带青，积釉处呈现鸭蛋清色泽，是典型的元代景德镇瓷器特征。纵观全器，口部虽有缺釉之瑕疵，然不掩其蒙元盛世所特有的雄健之风。

元青花传世甚为稀少，如此大器更是难得一见。有研究指出，元青花所以取得如此高的艺术成就，与借鉴了元代丰富的织绣图案不无关系。如此罐所绘牡丹花，勾画各角度来变现花朵婀娜多姿的画法即来源于元代丝织品，极具时代特征。相似画意的牡丹纹常见于各类造型的青花器物，如天津博物馆所藏的缠枝牡丹纹兽耳罐，罐身腹部所绘云龙纹，其怒瞪的双眼，鱼鳞状的鳞甲，利刃般的龙鳍，鹰形的指抓等特点，均与山东省青州市青州元代墓葬出土的元代龙纹玉壶春瓶上的龙纹极其相似，可资参考。此件作品制作时间应是在至正十年（1350年）至元末（1368年）这十几年的创作成熟期，属元代晚期元青花成熟期的经典作品，实属难得珍品。

此式铺首大罐的使用对象目前合理的推测应集中在蒙元官宦显贵阶层。且其诞生于元代饮酒之风密切相关。蒙元时期由于中国加强了与西亚各国的交往，学习和吸收了阿拉伯地区传入的蒸馏酒技术，而且很快在国内传播开来，这是中国酒生产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变化。饮酒成风，自然重视酒酿的储存和饮用器具的精致化，由于饮用量普遍增大，需要容量更大又可移动的储存工具，因此此式铺首大罐应运而生。

元代蒙古统治者大力推动工艺发展，赋予瓷匠充裕的创作空间，并与1278年成立江西景德镇浮梁瓷局，以提高陶瓷生产，满足国内外广大市场需求。如此盛况于元代陶瓷自由奔放之设计可见一斑。瓷匠掌握大量白瓷之烧造技术，并解决珍贵钴蓝料来源问题，青花瓷制作技术也渐入佳境。时至十四世纪，设计独特，制作精巧的中国瓷器不但备受皇家青睐，更于蒙古帝国地域广泛流传，远达中亚及伊斯兰地区。本品及其它同期制作之大口径磁盘大量出口，以迎合蒙古及中亚诸民族之传统宴会所需。

本品龙纹之绘画风格，与江西高安市出土的著名瓷罐非常类似，后者于《高安元代窖藏瓷器》，北京，2006年，46页。高安出土陶瓷超过两百件，为本品制作背景提供了一些线索。有学者认为高安磁窑原位于驸马伍良臣府邸内。伍良臣出身显赫世家，其父亦为重臣，事迹记载于清同治《高安人物志》重修版。伍氏与皇室关系密切，可能受其赏赐出土器物。大英博物馆大维德基金会收藏有一对象耳瓶之龙纹与本品相近，该瓶为至正十一年（即1351年）供奉江西玉山一所道观之物。元代青花瓷极少纪年，故大维德青花龙纹大瓶乃十四世纪瓷器技术发展史的珍贵史料，备受关注。相类龙纹可见波士顿博物馆藏一对瓷瓶，载于《世界陶瓷全集》，亦可参考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一罐上龙纹。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博物馆藏龙纹罐龙纹画风与本品接近。

元青花精品一般器型硕大，采用进口钴料，加之画稿多为隶属元代宫廷的画局出样，画师依样精心描绘，遂使元青花的装饰独具意味，饮誉天下。据统计，流失在海外的元青花约110余件，主要收藏在中东地区的博物馆。国内收藏约200余件，多为建国后各地考古出土。已知世界范围内公私收藏此类元青花大罐20余件，国内馆藏3件。同类可见上海博物馆馆藏元青花缠枝牡丹纹大罐，本品与其相比，有过之而不及，为元青花中的珍品。

元青花在中国陶瓷史中占据了显要的位置，它的出现，改变了两宋时期南北窑厂百家争鸣的状况，开启了明清时期景德镇一枝独秀的局面。相比明清官窑瓷器，元青花在市场上鲜有出现，此式狮耳罐为元青花大罐的三大经典造型之一，公私典藏所见凤穿牡丹纹装饰者更是寥寥可数，至为珍惜，而如此具有典型风格的立件大器更为难得，所见凤穿牡丹纹装饰者遍寻公私收藏，仅此一例，可遇而不可求。

编辑：陈倩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