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战争的灾难》1810-1820，蚀刻画

《英勇之举！壮烈成仁！》选自《战争的灾难》，1810-1820，蚀刻画，15.7cm*20.7cm

1813年拿破仑军队撤离西班牙。次年，戈雅创作了油画作品《5月2日的起义》和《5月3日的枪杀》。

“5月2日早晨，”炮兵说，“法国还是我们的盟国；但从今夜开始，对所有的西班牙人来说，他就是我们的敌人。”

其中，《5月3日的枪杀》从地点、人物身份到精神内涵都被后人反复讨论。这幅作品的背景是1808年5月3日夜晚，法军枪决起义军的事件。面对这个大事件的命题，他选择呈现起义军被枪决的前一刻与拿破仑军队的对峙。画面中的双方被一盏置于地上的灯分成左右两组，呈现出生与死的临界点。行刑者身着统一军装，高举枪支，背对观者站成一排。另一边的起义军则是身份、衣着各不相同的平民。他们中有高举双手，有低头祷告，有俯首遮面，有义愤填膺。画面中心的男子身着白衣，面部发光，犹如殉道士般张开双手。在戈雅眼中，这是否是新时代的殉道？

《5月3日的枪杀》，1814年，布面油画，266cm*345cm，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法军撤离西班牙之后，国王费迪南多七世收回了西班牙的主权。在他的支持下，曾被拿破仑关闭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恢复了。这个成立于15世纪的异端审判机构，在过去几百年里，结果了无数人命。1815年，皇后的情人、宰相戈多伊失势后，宗教裁判所没收了他收藏的《裸体的马哈》，戈雅面临着猥亵罪的指控。

然而，戈雅并没有就此被击垮，他紧接着画了一幅《宗教裁判法庭》。这也不是戈雅第一次以宗教裁判所为题材了，早在《狂想曲》系列中，就有与其相关的画作。戈雅的作品中能够出现这样的题材，正是旧时代即将翻页的预示。当固有社会结构动摇，他才能在权利的缝隙中谋得这些作品的生存空间。这次风波之后，戈雅依旧继续他的绘画生涯，并且不断更新着那个时代的视觉经验。

《宗教裁判法庭》1812-1819年，嵌板油画，46cm*37cm

3、内心的回归

“戈雅，噩梦中充满了未知的事物；在巫魔夜会中被煮食的婴儿，镜中的老妇，赤身露体的女童，引诱魔鬼把最深处的邪恶暴露出来。”—波德莱尔

1816年至1823年，戈雅完成了他人生中最后一组系列版画《荒诞集》。晚年的戈雅已经超越了现实的叙事性题材。在这个系列中，所描绘的面庞大多不是介于人鬼之间的扭曲，就是模糊不清。他用强烈的明暗对比和交织在一起的长线条配合荒诞、怪异的人物形象和主题，使画面给人留下强烈的视觉印象。

《蠢人的愚行》选自《荒诞集》 ，约1816—1823年，凹版蚀刻画，24cm*35cm

《飞行的方式》选自《荒诞集》约1816-1823年，凹版蚀刻画

1819年，73岁的戈雅在马德里郊区买下了一栋叫做“聋人之家”的乡村房屋，他开始在家里的墙壁上画画。客厅、饭厅、卧室，一共14幅干壁画，画面充满了黑暗幻想和死亡气息。这些壁画在技法上已跳脱了当时绘画的规范，与上述铜版画作品《荒诞集》一样，这些作品充满了让人不安的视觉体验。血腥、暴力、阴郁的场面充满其中，被后人叫做“黑画”。这些画在当时看来是那样的超脱常规，戈雅本人没有为它们留下只言片语，这个系列被后人不断诠释。

《噬子的农神》1820-1823年，油画，从灰泥墙面转移到画布，143.5cm*81.4cm，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奇幻景象》（阿斯莫迪亚）1820-1823年，油画，从灰泥墙面转移到画布，123cm*265cm，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圣伊西多雷的朝圣之旅》1820-1823年，油画，从灰泥墙面转移到画布，140cm*438cm，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新旧思想的博弈，不同势力的竞争，这些冲突打乱了现实的社会秩序。政治乱象连带着混乱了人们原本的价值观。原本对天主教信仰坚定不移的西班牙人，突然之间就被启蒙思想冲击，开始对信仰归属产生疑惑。随着权力的天平不断摇摆，人们也不断经受着精神与肉体上的胁迫。

老年的戈雅在作品中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释放。艺术家根据自己喜好决定作品内容，现在看来没什么好大惊小怪。但当时戈雅的创作，却意味着他打破了欧洲传统艺术雇佣模式的桎梏。回顾戈雅的绘画生涯，他的服务对象由天主教会和皇室逐渐转为自己的精神世界。戈雅的绘画是现实的镜像，是对混乱秩序的无声抗议。他不断探索自我精神领域，不断突破艺术创作的传统。毫不遮掩对生命意义和精神归属的思考。乱世给了他创作的土壤，让他见证了这个时代。而他用画笔描绘了自己一生的精神流浪，馈赠给这个荒诞的乱世。

编辑：江兵